本篇文献综述目的是对目前有关暴食症(BED)情绪管理的研究发现进行总结。负面情绪和情绪管理失调在暴食症初期发病和症状持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愤怒和悲伤--伴随着由人际关系引发的负面情绪（即失望、受伤或孤独感）--与暴食症有关。暴食症患者倾向于压抑和反刍消极思维或想法（过度思考（反刍思维）埋葬你的幸福感▎overthingkingKillshappiness），从而导致病理性思维和症状加重。与健康控制组被试相比，暴食症患者采用适应性策略（如重新评估）的频率较低。有关于负性情绪和暴食症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目前很少。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的增加是暴食症发病的先行因素。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暴食可以缓解负面情绪。最后，暴食症与其他形式的不良情绪管理策略有关，如物质滥用和自伤行为。
引言暴食症其中一种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在某一较短时间内进食大量食物，失去控制感[1]。许多暴食症患者因羞愧感很少与他人一同饮食，暴饮暴食之后又会产生自我厌恶、内疚和悲伤等负面情绪[2]。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1]认为暴食症和负面情绪有关，出现“因暴饮暴食而产生明显负面情绪”。以往有关暴食症情绪管理的系统文献综述以及荟萃分析研究很少涉及实验[3,4,5]或是设置控制组的研究[6]，或只聚焦于肥胖[7]而不是暴食症。本篇研究综述旨在提供现有针对暴食症情绪管理的研究发现。
有关暴食症患者情绪以及适应性或不良情绪管理策略的研究会在此清楚说明。接下来解释情绪和暴食症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以及对关于其因果关系的实验和相关研究的证据进行总结；然后，阐述情绪管理策略与暴食症的因果关系。
本文献综述从以下几个数据库进行数据采集：Pubmed，PsychINFO和Embase。选取的研究需符合以下条件：(1)实验或研究使用英文书写，(2)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上
暴食症个体的情绪数十年前，Bruch[8]表示情绪和过度进食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研究显示，大部分暴食症患者一生至少共病一种精神疾病(67~79%)，其中心境障碍、焦虑障碍最为常见[9,10,11]。虽然暴食症患者总体心境和情绪水平较差，但在暴饮暴食之前情况更加糟糕。Greeno[12]调查了女性暴食症患者发生暴食症的前提，结果发现心境低落以及负面情绪可直接导致暴食症发作。抑郁心境是暴食症中最常见的负面情绪[13]。几项横断研究、实验和治疗研究发现，抑郁症状、急性悲伤心境与暴食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抑郁水平越高，暴食症状越严重[14,15,16,17,18,19,20]。此外，以暴饮暴食为主的进食冲动与较低的心境水平、精力差，易疲劳以及高度的紧张情绪有关[21]。最后，暴食症发作的阶段，个体负面情绪指数更高[22,23]。
除了悲伤情绪之外，其他情绪也影响着暴食症。Arnow等人[25]发现，愤怒、沮丧、焦虑、悲伤以及抑郁起到造成暴食症发作的情绪因素的95%。相比于悲伤和抑郁，尤其是愤怒和沮丧最易导致个体产生暴饮暴食的冲动。‘愤怒/沮丧’维度包括了其他负面情绪（如，气馁、内疚、易激惹、愤怒、狂怒、不开心、无助、憎恨、受挫感、嫉妒以及反叛）[25]，这些都是在人际关系交往中产生的[27]。愤怒似乎是暴食症中最重要的情绪影响因素[24,27,28,29]。对暴食症相关的情绪进行调查，Zeeck等人[24]发现，愤怒、失望、受伤感或孤独感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暴食行为；与人际关系造成的相关负性情绪与暴食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他研究也显示，人际交往问题会导致负面情绪，进而导致暴食行为发作风险性变高[30,31,32,33]。
另有研究发现，与健康的同龄人相比，暴食症患者体验到的压力源和由此产生的情绪也会有所不同。例如，暴食症患者压力源和情绪状态的研究发现，与健康控制组被试相比，暴食症患者往往更易体验到负性压力（工作、学习、家庭、朋友、环境以及实际问题），对负性情绪容忍度更低[34,35]。此外，相对于控制组被试，生活琐事对暴食症患者造成的压力也更大[34]。最后，根据暴食症的情绪功能文献综述显示，与正常体重和未患有暴食症的肥胖个体相比，暴食症个体的情绪觉察能力（即情感失认症、内感受性知觉等）较差[6]。
某些研究探讨了积极情绪和健康人群饮食的关系[4,36,37,38]，但探讨暴食症患者饮食和积极情绪间关系的研究屈指可数[23,24,39]。DeYoung等人[40]发现数星期保持高于正常水平的积极情绪的个体，暴饮暴食（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发作频率比较低，尽管效应值相对较小。总的来说，有关于积极情绪和暴食症联系的知识仍相当有限，仍需进行额外的研究[13]。
暴食症的情绪管理策略情绪管理是用来形容个体有效管理和应对日常生活事件的能力[41]，指的是我们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的过程[42]。个体会无意识地使用情绪管理策略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那些运用适应性策略管理情绪的个体能够体验、区分、缓解和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43]。许多理论模型显示，暴食患者通过暴饮暴食缓解负性情绪，这是因为缺乏适应性的情绪管理策略[41,44]。现存的文献研究显示暴饮暴食只能短暂改善个体的心境[39,45,46]。换句话说，暴食症不一定与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本身有关，而是暴食症个体缺乏调节消极情绪的适应性策略有关[47]。
虽然情绪管理策略很多[42]，包括适应性和适应不良的情绪管理策略，如积极重评positiveReappraisal、问题解决、接纳、回避、反刍以及压抑[41]。重新评估Reappraisal是一种典型的适应性情绪管理策略，包括采用正面或积极的解释和太对看待压力情境，以此降低压力伴随的负面情绪的影响[41]。这是一种提前识别负性情绪antecedent-focusedstrategy的管理策略，意思是个体可以在负性情绪完全激发之前使用该策略，从而降低负面情绪对行为的消极影响[42]。另一种适应性策略是问题解决，指有意识地尝试去改变压力性情境或控制其结果。虽然问题解决并不是直接减少负面情绪，但可以通过修正或消除压力源获益[41]。
适应不良的情绪管理策略其中一种是压抑--常见于进食障碍个体；情绪的压抑并不会有效降低负面情绪强度[42]。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高度生理唤醒。多项研究表明，人们试图压抑负面情绪的行为往往会失败[49,50,51]。最后，压抑可能会产生与期望相反的效果，导致个体专注于负性情绪。长期的压抑会阻碍个体对负性情绪刺激的适应和接纳能力，从而造成更多的精神病理性思维和症状[51]。第二个与暴食症有关的适应不良情绪管理策略[41]是反刍。暴食症个体陷入反刍“旋涡”，试图去理解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详情：反刍思维--正向预测抑郁发作），但这往往会干扰有效的问题解决，并可能导致犹豫不决或拖延[41]。
研究调查了暴食症个体的情绪管理使用情况，结果参差不齐。与健康控制组被试相比，暴食症个体倾向于压抑自己的情绪，更少进行积极重评[52]。几项研究发现，压抑愤怒情绪和贪食症状呈现正相关[53,54]。Svaldi等人并没有发现进食障碍亚型(神经性厌食与暴食症)间的情绪管理策略类型存在显著差异[55]。然而，Danner等人[48]报告，相比于神经性厌食，暴食症（与神经性贪食症和厌食症同属于进食障碍）个体更少重新评估自己的情绪。此外，当暴食症症状恶化时，她们也很少使用适应性情绪管理策略。与其他进食障碍亚型症状的个体相比，暴食症个体对是否有能力控制自己情绪状态的评价更差(神经性贪食症、神经性厌食症和其他非特殊的进食障碍)[56]。然而，其他研究报告，暴食症个体的情绪管理难度要小于其他进食障碍亚型症状[43,52]。
据我们所知，没有研究就接纳和反刍的情绪管理策略，将暴食症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虽然反刍与贪食行为存在相关关系[41,57]。在暴食症群体中，反刍--尤其是目前情境与期望标准间的消极比较（差距越大）--似乎会导致更多的负面情绪[58,59]。Wang等人[58]的研究显示，反刍是一个重要的认知过程与暴食症严重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那些沉湎于自己目前身材并将其与期望体形进行比较的个体（差距越大），可能会对自己的身材感到特别担忧和苦恼。
暴食症个体的适应不良情绪管理策略不仅会影响病理症状，还会影响其他行为。例如，药物滥用[9,10,11]和冲动控制问题[9]是常见的共病症状。暴食症和物质滥用存在许多相同的心理、神经生物学和遗传相关性[60]，情绪失调与暴食症和物质滥用均存在相关性。此外，自伤行为通常与冲动性和物质滥用有关[61]，而且也存在于暴食症个体中，与其他进食障碍亚型程度相同(20%)[62]。综上所述，情绪管理是进食障碍症状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暴食症个体更倾向采取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压抑，反刍与回避）。
暴食症理论模型的实证性证据大多数关于进食障碍的理论模型[63,64,65]都包含以下理论：缺乏有效的管理情绪策略，患者往往通过进食行为来回避或降低负面情绪[41]。例如，Fairburn在他们的跨诊断模型中指出，负性情绪容忍度低--难以合理处理情绪状态--是导致所有进食障碍症状持续的潜在过程。这种低容忍度可能会影响到所有剧烈的情绪状态，包括积极情绪（如兴奋），当然更普遍的是负面情绪（如抑郁、愤怒、焦虑）[63]。在患有进食障碍的人群中，暴饮暴食是最常见用来降低或缓解那些负面情绪或心境状态的。有一情绪管理模型[66]更加强调了暴饮暴食因素，该模型显示，负面情绪的增加触发了暴饮暴食行为，而患者通过短时间内大量进食以减少不适感和分散注意力，从而达到缓解负面情绪的目的。根据逃避自我意识模型，暴饮暴食被作为逃避负面情绪和减轻情绪压力的一种手段[65]；根据该模型，暴饮暴食行为发作可被视为个体试图将注意力从情绪压力和负面自我知觉上转移，更专注地集中于当时环境，暂时性的忘记烦恼（即食物，通过进食来摆脱情绪压力）。
Leehr等人[3]报告，关于暴食症的模型和理论有两个相同的成分：
（1）负面情绪是暴饮暴食行为的触发因素；
（2）暴饮暴食行为被视为一种短期（在暴饮暴食发作期间）或长期降低负面情绪的手段。这些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实验研究来验证。
几项实验研究调查了情绪和暴食症进食行为间的因果关系[39，67，68，69，70，71，72，73，74，75，76]。某些研究[72,74,77,78]发现，暴食症个体在诱发负面情绪后,进食欲望明显增加以及进食更多食物。其他研究显示，相比于健康控制组被试，正在经历负面情绪的暴食症个体会摄入更多的卡路里以及进食欲望增加[67,68]。Cardi在其荟萃分析研究中发现，在暴饮暴食样本被试中，负面情绪与进食增加存在相关性[4]。
研究人员为克服实验室环境缺乏自然环境的真实性，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研究设计[5]。EMA研究通常要求个体在自然环境中，每日固定或随机时间内完成日常情绪体验、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评估。EMA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回忆偏差，最大限度地增强生态效度，允许在真实世界背景下，被试及时报告症状、情绪、行为以及认知状况[80]。
EMA研究显示，负面情绪体验先于暴食症个体的暴饮暴食行为[22,23,81,82,83]，这为负面情绪是暴饮暴食行为的先行或触发因素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一项使用EMA的荟萃分析研究[5]报告，负面情绪是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暴饮暴食行为的先行因素；但与神经性贪食症个体相比，暴食症个体在暴饮暴食前体验到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另一项EMA研究发现暴饮暴食可降低负面情绪[83]。
学术界仍需进行额外的EMA研究，以评估暴饮暴食和后续情绪变化间的关系，加深在自然环境下暴饮暴食对情绪影响的理解。
暴食症与情绪管理策略因果关系据我们所知，仅有几项研究调查了情绪管理策略和暴食症暴饮暴食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19,52,71]。Svaldi等人[52]招募了27名暴食症女性和25名健康女性，在观看诱导悲伤情绪的电影片段时进行如下行为：（1）观看片段；（2）观看片段压抑情绪；或（3）观看片段重新评估引起的情绪；然后采取问卷法评估它们的暴饮暴食欲望。研究发现，与健康女性被试相比，压抑负面情绪（而不是重新评估情绪）的暴食症女性暴饮暴食欲望增强。
在Svaldi等人[71]的研究中，首先对暴食症女性被试和相似体重的健康被试组通过压抑和认知重新评估进行情绪管理训练。接下来，她们被随机分配到采取任一情绪管理策略的负面情绪诱导组，之后再进行味觉任务。相比于采取重新评估情绪管理策略的被试来说，压抑组的被试卡路里摄入量会更多。总而言之，与健康被试组相比，暴食症被试摄入卡路里更多。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以解释为，暴食症个体往往更频繁地压抑自己的情绪，而甚少对负面情绪进行重新评价。控制组条件（‘自然反应’）的被试采用压抑情绪管理策略（尽管程度较低）可能是因为她们的自然倾向[71]。该领域的专家仍需进行更多实验研究，进一步地探讨特殊情绪管理策略对暴饮暴食的影响。
暴食症中“冲动性”的作用“冲动性”经常与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84]的暴饮暴食病理学紧密联系。一项针对冲动性和贪食症状的荟萃分析研究[85]表明，“消极紧迫性”（即基于情绪的行为轻率倾向，急躁缺乏自控）与神经性贪食症状相关性尤其显著。之后，有研究者复制了该研究并发现了类似的结论[86,87]，尽管大部分个体都呈现出暴饮暴食的病理现象，但并没有对这两种进食障碍进行区分[88,89]。
Wolz等人[90]经过研究确认，神经性贪食症、暴食症以及其他非特殊的进食行为和进食障碍都呈现出相似水平的“消极紧迫性negativeurgency，负性情绪冲动”。在一项小规模实验中，“负性情绪冲动”在治疗期间与治疗后可以预测暴饮暴食行为频率和总体进食障碍病理现象，即“负性情绪冲动”水平越高，暴饮暴食行为频率和总体进食病理现象改善程度越低。一项实验研究也检测了“负性情绪冲动”，Danner等人[92]研究显示，当个体“负性情绪冲动”唤醒后，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女性在受到“惩罚”后，冲动性增强（即在决策任务中做出更不利的选择），惩罚引起负面情绪进一步增加(与奖励相反)进而触发了冲动行为，从而进一步支持了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症中的“负性情绪冲动”。未来研究将使用实验设计来检测适应不良的情绪管理策略是否缓和或调解了“负性情绪冲动”与暴饮暴食病理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负性情绪冲动”对暴食症个体病理行为的作用。
结论相关科研文献为“负面情绪和适应不良的情绪管理策略在暴食症初次发病和症状持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提供了清晰的证据。就像暴食症理论模型描述的那样，心境低落会促使个体暴食症发作，试图通过暴饮暴食缓解负面情绪。这可能与暴食症个体缺乏健康和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压抑负面情绪以及陷入反刍思维有关；相比于健康控制组被试，暴食症个体使用适应性情绪管理策略频率较低。此外，暴食症个体试图降低负面情绪的愿望会导致其他不健康行为，如物质滥用和自伤行为。
还需进行其他研究去深入地探讨暴食症患者情绪、情绪管理以及病理性行为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能会得益于使用EMA评估负面情绪和暴饮暴食之间的关系，来以此为解释暴食症理论模型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另外，还需进行相关研究澄清情绪失调在暴食症和神经性贪食所起作用的区别。神经性贪食的暴食循环会伴有补偿行为（如过度运动、催吐等），因此达到立即短期的缓解，但暴食症可能会导致负面情绪的增加[23]。
综上所述，这些发现对暴食症的情绪机制以及如何改善、治疗和干预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作者：王翼、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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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翼心理工作室治疗范围Anxietydisorder/焦虑障碍（特定恐惧，强迫相关障碍，惊恐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
Majordepression/抑郁障碍
Selfinjuryandsuicide/自残，自伤行为干预
somaticsymptom/躯体形式障碍（疼痛障碍、躯体症状、疾病焦虑障碍）
relationshipandmartialissues/亲子关系（和父母关系、和子女关系），亲密关系（包含情感问题、婚姻问题）
eatingdisorder进食障碍（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和暴饮暴食）
性少数群体（LGBT）咨询
以英文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心理治疗（offerpsychotherapytoEnglishspeaker）
咨询和治疗方法认知疗法（cognitivetherapy）针对抑郁伴随焦虑情绪、低自尊与创伤、自杀与自残行为的干预
行为治疗（exposureresponseprevention）针对强迫行为、社交回避／恐惧、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惊恐发作的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疼痛障碍、躯体症状、疾病焦虑障碍）的干预
儿童依恋关系（attachment）的建立对儿童成年后婚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基于家庭系统的治疗
基于正念的认知行为治疗（mindfulnessbasedCBT）
基于实证研究（evidence-basedtherapy）的循证心理干预
参考文献（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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