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
民族关系的和谐问题一直是我国民族学界多年来的核心话题，也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民族识别，识别了56个民族，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成为新型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目标。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步入深层次阶段，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同时，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受到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维护民族团结的局面，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成为各级政府及学术界共同的课题。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族群研究领域，典型的如族群居住隔离、族群融合等方面。族群居住隔离研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后来的一些学者如Morrill等敏锐到族群居住隔离与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关联性。在族群融合研究方面，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Gordon）在其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衡量族群关系的7个变量，这是在社会学领域中 次比较系统地提出衡量族群关系的指标体系。在理论方面，经典的理论争论在于同化论（典型的为“熔炉论”）与多元文化主义之争，后来，多元文化主义取代熔炉政策成为欧美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主要文化政策。然而，近年来欧洲恐怖主义事件的多发也使得欧洲进一步反思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问题近年来引发了更多讨论。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对于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原因，各学者点不同，如李秋洪、李静等从民族心理角度认为共同的民族交往心理在民族交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如袁年兴等从功能论角度提出“民族共生论”，认为功能上的共生和互补是不同民族共生共融的主要因素。还有一些学者从政策推动、认同构建等方面对民族关系和谐的作用进行分析。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随后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又对其中的内容作了更深入的阐释。“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新时期民族政策的重点内容。在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施方面，中央明确提出建立民族互嵌型社区，这是对中国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导意义。
目前，对于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解析层面。嵌入（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主要用来分析个体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关系，后来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引入“嵌入”概念来分析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中央提出建立民族互嵌型社区后，一些学者尝试对民族互嵌型的概念及内涵做解读，有学者从融合角度解读“相互嵌入”，如龚维斌认为：“相互嵌入式指的是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社会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都融合在一起，每个民族都离不开彼此。”有学者从居住格局角度解析，如吐尔文江认为：“嵌入式社会和社区是指针对多文明、多元文化共同生存发展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多民族之间的交融程度。”有学者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应注重社区要素，如张会龙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就是指建立在一定的地域基础之上，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之间平等相处、彼此尊重的社会利益共同体。”笔者认为，仅有概念的解读还不够，在推进中国民族区域的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挖掘一些典型区域具有的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经验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机制以及推广实施问题。
新疆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历史上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多元的文化、多样的民族、历史悠久的交往方式在新疆形成了历史和现实中各民族都能和谐共处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对这些区域和谐民族关系经验的挖掘，能够为进一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宝贵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并起到经验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和研究团队通过细致的实地研究，对新疆塔城市的多民族和谐关系现状进行了考察，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形成原因。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对和谐民族关系的维系机制、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构建机制等问题作进一步解答。
二、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现状与表征
（一）塔城市的地域和民族
塔城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塔城盆地，总面积.6平方公里。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东与额敏县毗连，南与裕民县相邻，属于塔城地区两市五县中的县级市。地理位置东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公里，西距国家一类口岸——巴克图口岸直线距离仅12公里，是中国距离边境最近的开放城市之一。塔城自古以来就是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条支线，东来西往的民族在这里汇聚交融，奠定了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基础。塔城市历史沉淀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境商业文化、近现代工业文化的融合特点构成了该地农牧工商业的共生互补，形成各民族彼此相依、不可分离的历史关系。
据年统计数据，塔城市全市总人口15.6万。从民族构成来看，塔城市有哈、维、回、汉等25个民族，少数民族占41.2%輥輱訛。长期以来，塔城市各民族都能和睦相处，极少有民族矛盾发生。
（二）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表现
塔城市的多民族居民在长期的混居、杂居以及交往交流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被不同民族群众接受和认可的族际交往规则，并形成了共同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经过在塔城市长时间的实地调研，我们总结归纳出了能够体现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几种特征：
1.多民族杂居、混居的居住模式与和谐的交往关系
在塔城市，几乎不存在单个民族构成的社区。不同民族的邻居之间在居住格局上呈现杂居、混居的居住特色，各民族居民交往非常普遍。如调研中，杜别克社区里，一位维吾尔族退休大妈告诉我们说：“我邻居是一位回族老师，我们两家子经常相互串门，到对方家里谝闲传呀，吃饭呀，借个东西啥的，她们家的家长里短我都清楚得很，有些亲戚没时间办的事情嘛，我们邻居帮忙都可以，关系好得很。”（访谈记录：W01，-07-19）
在塔城市的多民族混居社区里，对其他民族的认识和交往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这种认识一旦形成，就决定这个人在族际交往中的态度和行为。一位汉族干部对各民族交往表达了他的看法：“以前在单位家属院住的时候周围同事邻居都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了解得少，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误解。现在搬到这个多民族混居的小区里，认识了好几个少数民族邻居，维吾尔族的，达斡尔族的，乌孜别克族的，他们做人做事都很厚道、实在，他们遇到啥事情我也帮忙呢，我对门的维吾尔族他们家有时候聚会人多，凳子不够，调料不够，就到我们家借，他们也很信任我们。”（访谈记录：G03，-07-21）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社区居民自发形成了一套彼此尊重、礼尚往来、开明大方的交往模式，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在饮食、节日、仪式等方面主动地为其他民族着想。比如有一位家住在清真寺旁边的汉族商店老板告诉我们：“寺里面的阿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问问他们穆斯林的聚礼会不会打扰我们家的正常生活和生意，我和我老婆就特别感动，我说这有啥打扰不打扰的，做礼拜的人多了，我们家的生意不就更好嘛，有这么好的阿訇当邻居我们塔城的民族关系还有啥说的呢！”（访谈记录：R02，-07-26）。这种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的族际沟通方式无疑对民族关系是非常有益的，可以归纳为“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塔城各族人民在广泛而深入的族际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生活上相互帮衬，习俗上相互尊重，文化上相互欣赏，美德上相互夸奖，态度上相互包容，长处上相互学习的融洽局面。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手足相亲，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巩固了塔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多民族混合社区中，民间社会组织在促进民族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调研组在塔城市文艺界工作者座谈会中了解到，当地自发成立了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8个人口较少的民间文化协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在社区里开展各种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联系活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典型的如塔城市“爱心妈妈协会”成立于年，最初由9个民族的23位退休教师组成。爱心妈妈协会倡议者曼热亚木?吐尔得瓦热情地说道：“我们的宗旨是用母爱来关心每一个需要关心的人，用女性的细心呵护来为需要帮助的人送上真诚的关爱。”在宗教人士座谈会中，一位回族清真寺的阿訇说道：“我们在主麻日时先带领教民做礼拜，然后再给他们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引导我们的信教群众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访谈记录：W05，-07-22）塔尔巴哈台社区的一位社区干部也在发言中讲到，我们社区干部自己总结了一套走进社区居民的方式——“三学两访一活动”，“三学”即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习国家政策，学习各民族的礼节；“两访”为平时入户家访和过节上门拜访；“一活动”是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在这过程中，我们社区不仅了解了民生民情，化解民事矛盾和纠纷，为各族居民排忧解难，还给政府部门减轻了负担。（访谈记录：W09，-07-22）塔城市的各种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它们不仅为各族人民提供着大量的服务性帮助和发展的空间，还为政府工作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更为塔城的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繁荣发展提供了阵地支持。在此平台上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民族关系和频繁的族际互动也使各族居民形成了“有事无事常来往，大事小事多商量”的交往模式。
2.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
（1）共通的语言
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工具，又是人类文化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载体，各民族之间语言的相互学习和使用，跨越了族际语言障碍，客观上缩小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距离。塔城各族居民相互学习语言的现象很普遍，多语现象非常明显。汉语和哈萨克语是当地主要的族际交流语，近年来，随着与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汉语学习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汉语因其使用者多、使用范围广泛而成为 族际交流用语。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在自己母语中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如塔城市汉族人在日常交际中大量使用哈萨克语、俄语词汇，哈萨克语大量吸收汉语、俄语词汇，当地的维吾尔语也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明显受到哈萨克语的影响。
在调查中发现，塔城汉族人在口语中经常会借鉴少数民族的词汇，在日常交往中常表现出一种“维汉混搭”现象。例如:阿达西（朋友）、塔玛柯（烟）、欧亚达（那边）、要克（没有）、开台（走）等；还有很多汉族人会用简单的维语——“你好（Yakshimsiz）”和“谢谢（Rahmat）”等向维吾尔族朋友打招呼；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时，若认为对方很 ，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句“亚克西”。这种现象表明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采取有利于彼此理解的语言形式，这对于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与理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哈尔墩社区，我们与一位开商店的汉族老板聊天时，他自豪地说：“我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和少量的达斡尔语，不管什么民族的顾客来买东西，都能应付自如。在和社区里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打交道时，只要说他们民族的语言，他们就会对我更加热情，即使发生纠纷也很容易化解，这样一来，我商店的回头客就多了起来，生意也就越做越好了。”（访谈记录：G06，-07-27）语言沟通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同民族获得共同点的媒介和一种行为的协调机制，文化各异的民族可以借此达到共同的语境，自觉且自愿地实现语言交流的有效性，缩小了文化间的距离，增进了民族间的情感。
（2）异族同俗
塔城市多民族混杂居住、频繁交往的情况下，各民族彼此借鉴、相互学习，在一些文化特性上已出现某种趋同化。如在饮食习俗、生活习惯、居室装饰、交往方式、传统节日等方面的相似点在逐渐增多。在饮食习惯口味上，大多数非穆斯林都采取穆斯林民族的饮食习惯，有些汉族人为了结交穆斯林朋友，改吃清真餐的现象在塔城是很常见的。而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炒菜的习惯。享誉新疆美食界的大盘鸡就是来源于塔城地区的沙湾县，哈萨克族的手抓肉、马肠子、奶茶，维吾尔族的抓饭，俄罗斯族的面包点心都成为各族居民餐桌上的佳肴。塔城市的很多小区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比如将小区外墙涂成朱红色，显得大方美观。在我们入户访谈的汉族人家，也有铺地毯、挂壁毯的喜好，主人给我们倒茶用的铜壶是维吾尔族家中常用的。在汉族的婚礼仪式上，各民族客人欢聚一桌的情况非常普遍，也会邀请少数民族的歌手和舞者唱歌跳舞，活跃氛围。在当地人看来，歌舞已不是某个民族特有的专利，而是全塔城人共享的娱乐方式。塔城各族人民长期交往形成的人际交往规范也带有很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交往中常有问好、拜访和互助等主要形式。当地哈汉民族的主要节日已逐渐成为哈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例如，汉族过春节时，哈萨克族邻居会给关系较好的汉族邻居送去一些哈萨克族特色食品；到哈萨克族开斋时，汉族邻居也会去哈萨克族邻居家祝贺，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此外，婚丧嫁娶、互认干亲等民族间的交往也较为普遍。
3.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人赋予塔城文化以一种强调认同，这种“认同”是塔城各族人民对自己同属于“塔城人”这一地域共同体的认同，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管是新疆人还是内地人，只要生活在塔城并且接受塔城文化的濡染，那么他就认为自己是塔城人，同时他也被周围的塔城人所认可。在多民族相处的环境中，这种认同并不是 的，往往会依认同范围的大小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即相对的“识异”。这种“认同”和“识异”并行不悖，正是有“识异”才构成了“认同”。以语言为例，对同族人来说，本族语言无疑具有一种强化认同的功能，而如果是多个民族的人聚集在一起时，各民族的人很自觉地便倾向于使用当地人共同的塔城方言来体现他们对共同身份——“塔城人”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各族居民把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看作所有社交习俗中最有实质意义的部分，而在一起吃饭喝酒则是加深人与人之间联系最习以为常的做法。我们调研组成员在访谈者家中做客时发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给我们祝酒时都会说：“这是我们塔城人的礼节”“按照我们塔城人的习惯”“仪”……文化就是一种“我们这里人的做事方式”，诸如此类“塔城人的礼节、特色、习惯”不仅是塔城各族人民对地方文化特性的共同表白，而且还是他们对“塔城人”这种共同文化的认同。
对于地域的认同还体现在对民族英雄的共同尊重方面。我们在塔城市一个叫做杜别克的社区调研时，对杜别克社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经社区干部介绍得知，杜别克是哈萨克族人心目中的英雄。在三区革命时期，他积极宣传革命，撰写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统治的文章，不遗余力地颂扬美好事物。杜别克逝世后，各族人民为永远悼念他，塔城市人民政府于年把杜别克生前住过的街道行政机构定名为杜别克街道办事处。塔城市的地标——矗立在塔城文化广场的骑马英雄雕塑，其原型就是杜别克。在塔城，还有很多以少数民族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的多民族混居社区，这不仅体现了塔城各族人民对兄弟民族历史传统的认知和赞扬，也表明塔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涵的 价值观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三、塔城市各民族和谐关系成因分析
塔城市各民族相互嵌入的良好社会状态与塔城独特的历史、地域及民族构成、民族文化特点、政府推动、宗教因素等密不可分。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历史与民族构成均衡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塔城市民族众多，在塔城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长期占绝大多数的民族结构。各民族人口比例相对均衡，小民族群体数量多，主要民族人口数量相对接近。形成民族间普遍散杂居、交往频繁，培育了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塔城市汉族人口较多，文化生态既带有汉族特点，又带有地域的多民族特点。正是由于塔城历史没有形成一种明显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是一种多种文化并存的格局，这为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融合提供了比较好的土壤。塔城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保持一种对各民族文化宽容的态度，形成宽松的族际交往氛围和文化包容。
（二）开放包容促进了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塔城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也与几个主要民族的文化特点有关。20世纪60年代之前，哈萨克族文化成为当地的优势文化，哈萨克族的风俗习惯也被其他民族广泛接纳。哈萨克族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流动性很强的游牧、半游牧，自由性较大，信仰伊斯兰教但不刻意追求形式，少寺院、少斋戒、少礼拜。俄罗斯族人口数量不多，但文化素质较高，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俄罗斯文化中少排外心理，少分界意识等开放态度对塔城其他民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始，塔城汉族人口增加较快，汉文化的影响日渐明显，汉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及其巨大的人口数量使其具有较强的文化包容性，对异文化的排斥心理较小。无论哪个民族，取人所长，为己所用，没有浓厚的民族分界意识。这些文化特性都有助于塔城各民族相互嵌入。
（三）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团结政策的推进
塔城的历史一定意义上是各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历史。为抵御外敌侵略，塔城各族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卓绝的斗争。达斡尔族、锡伯族最初都是18世纪60年代被清朝政府从东北抽调的八旗官兵及家眷，行程万里来到祖国边陲筑城守关；18世纪7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冲破俄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从伏尔加河畔万里东归，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年，塔城回族民众为反抗沙俄杀害中国金矿工人的暴行，放火烧毁沙俄设在塔城的贸易圈；年，塔城军民按期收回被沙俄强行租借10年之久的巴尔鲁克山。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身居大后方的塔城各族人民，踊跃捐款购买14架飞机，支援抗日前线。年， 爱国人士巴什拜，捐马匹、牛头、羊只、黄金两，认购飞机一架，支援 。年，塔城地区曾无偿划出土地及白杨河水源设立了克拉玛依市，划出土地成立石河子市、奎屯市，支持国家能源基地建设和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一代代守卫边陲的经历造就了塔城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塔城人民的整体品格。正是这样的共同情怀，使得塔城人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增强了凝聚力，也增强了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此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团结工作一直就是当地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机关在日常活动中也能够坚决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通过政策宣传、多项措施推进等方式，把危害民族团结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四）和谐相处的多种宗教促进了不同信仰的各民族更好地相互包容
宗教生活是信教群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方面宗教参与建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宗教的意识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延伸，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特色。在塔城市，不仅存在多民族的现象，还存在着多宗教的情况。目前塔城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活动，近四百处宗教场所，信教群众约14.5万人。塔城市宗教生活在某些方面受到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宗教气氛并不是很浓。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以及同一民族内信仰不同宗教的人都能和谐共处。塔城的柯尔克孜族群众部分信仰藏传佛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和争执，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宗教的宽容度成为了促进塔城族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四、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塔城多民族和谐关系机制的启示
塔城市的民族交往凸显出的和谐、包容的特质，不仅体现在多民族杂居、混居的居住模式中，也体现在地域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更体现在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中。其中，杂居、混居的居住模式是交往的基础，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是交往的桥梁，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不同民族能够团结互助的心理依托。通过总结和分析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塔城市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和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塔城人”为核心认同的地域共同体，并形成了相应的地域内的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准则，各民族群众都能够遵循这种交往准则，体现出了习俗上相互尊重，文化上相互欣赏，美德上相互夸奖，态度上相互包容，长处上相互学习的融洽局面。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手足相亲，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巩固了塔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这种特点事实上体现了中央提出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精神内涵，即“相互嵌入”并不意味着完全融合，也不是简单的杂居和混居，而是生活上互助、文化和习俗上互相尊重、精神上有共同认同。通过分析塔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经验，我们发现民族互嵌型社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这样的结构是各民族在相互交往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政府符合实际的有效措施天然地促进了结构的形成速率。
分析塔城市这种民族互嵌型关系的生成原因可以发现，在特殊民族构成及历史传承下，这种和谐共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文化基础；人口较多民族的开放包容的文化特性构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心理基础；对爱国精神的宣传和崇尚、地区民族团结政策的有效实施是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政策和制度基础；和谐相处的多种宗教是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宗教信仰基础。
塔城市的个案给我们推动建立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塔城市继承发扬历史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结合新形势、新目标和新任务，赋予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时代精神的新内涵、新内容、新举措，提出和实施了促进民族团结的很多措施，执行得力，效果明显。同时，在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建设方面，要坚持政府正面引导，要认识到通过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社会稳定是更加积极的“维稳”策略，也是把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衔接起来的社会治理之路，目标更高远。面对新时期如暴恐活动威胁、社会分层加剧、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等挑战，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巩固和发扬优良传统，构建有利于各民族社会融合的社会发展环境，推进社会建设輥輲訛輥輳訛。同时，在发展中要通过挖掘中国本土经验，探索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时的有效方法，来真正促进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
（鸣谢：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程芳、路哲明、马金荣等人参与了实地调研活动，在此表示感谢。）
（微文编辑：朱碧波）
王平，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严学勤，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年第5期。
天下边疆是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主办的官方，主要推送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方面的研究论文、交流论文写作和课题申报经验。欢迎各位专家指正、荐稿或自荐。楚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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