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万物复苏。
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中国政坛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
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刘少奇平反；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按照《若干准则》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开了9次扩大会议，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7名书记处书记列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所犯的错误。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决定：向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军级党委以上干部，并由他们向参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同志传达。
对此，华国锋也举手赞成。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时过半年，即年6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候补中央委员人，列席的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等同志分别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审议，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辉煌的历史文献。
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会发表公报：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奋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胡耀邦在6月29日全会的闭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我是在我们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今天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我看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的同志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那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那里使呢？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胡耀邦激昂慷慨、热情奔放的讲话，激起阵阵掌声。
听了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兴奋地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之所以选择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
中央机关要做表率
胡耀邦抓工作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总揽全局，首先抓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到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要求中央首脑机关要成为全国的表率。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两个月后，胡耀邦找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负责同志谈话。他胸有成竹地指出：“中央机关有三大坨，一个是党中央的直属机关，一个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一个是中央军委的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中央机关共45万人，军队在京的有15万人，合起来60万人，60万人组成我们这个首脑机关。”
胡耀邦语重心长地说：“首脑机关应当起什么作用？首脑机关必须成为全国的表率，或者叫中央机关要成为全国的表率。这个思想，这个根本要求，应当成为我们中央机关所有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的战斗口号。”
他风趣地说：“头脑不起作用，上肢、下肢、身子怎么行动？”
他扳着指头说：“首脑机关必须作全国的表率，12个字，或者叫中央机关要作全国的表率，11个字。哪个提法好？可以研究。”然后他指出：“中央机关不带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搞得好？我们的党风能搞得好？许多怪现象出在中央直属部门。……许多的流言蜚语是北京出去的，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小道消息的发源地往往在北京，中央机关有许多歪风邪气。”“现在有许多怪现象，相当多。比如说，有些人不上班，有的人晚上打扑克打到凌晨两点，第二天上午睡觉。打扑克要4个人，第二天上午都睡觉。”“越是松松垮垮的机关，怪话就越多。”
胡耀邦还指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新闻报道中出现差错，去北戴河休假成风，工作上互相扯皮，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闹不团结，等等。
为了贯彻落实胡耀邦的谈话精神，中直机关临时党委于10月7日至14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工作报告的标题就是《中直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会议期间，各单位揭摆了存在的问题，找出了差距，制定了做表率的措施，中直机关的风气很快发生了变化。
为了转变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央在此期间又决定进行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规定一般要精简人员20%。
有一天，他谈到中央有些机关作风松垮，人浮于事，对他的老秘书高勇说：“我看我们的机关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真忙，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忙，有三分之一的人瞎忙。”接着他解释说：“有的人真忙，是忙到了地方，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办了不少事情。有的人不忙，松松垮垮，打扑克，看电影，下棋，扯皮。有的人瞎忙，他也忙，辛辛苦苦，忙忙乱乱，但忙不到点子上。”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谦虚而风趣地说：“我就属于瞎忙。你不能说我不忙，我忙得很，每天的事情排得满满的，总也干不完，但忙不到点子上。”
从年9月起，胡耀邦用了几年时间来抓中央机关的作风问题。他认为，端正党风首先要从中央机关抓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他说：“长期以来，有种习惯势力：出了什么问题，不是首先从领导机关找原因，而往往单纯责怪下面。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颠倒。应当把这种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为了从中央机关端正党风，中央书记处决定于年1月6日、9日召开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田纪云、王兆国、杨尚昆在大会上分别讲话。田纪云讲《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王兆国讲《关于中央机关端正党风的问题》，杨尚昆讲《端正党风军队要走在前头》。最后胡耀邦讲了话，他讲话的题目就是《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他说：“为了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央机关担负着特殊重大的责任。我所说的中央机关，包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全国政协和人民团体的直属机关，以及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机关。在我们整个事业中，中央机关起着枢纽的作用。这个枢纽运动得好不好，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极大。因此，必须尖锐地向中央机关提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就是：要以自己高尚的精神面貌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做全国的表率。”胡耀邦还阐述了具体要求。他说：“中央机关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起表率作用呢？”他指出要在提高效率、努力学习、严肃纪律、增强党性四个方面作出表率。
他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全国的表率，这是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是我们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我们应当以高度的自觉，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无愧于中央机关所担负的光荣使命。
经过各机关的共同努力，中央机关的党风有了明显的好转。
胡耀邦对党政机关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切肤之痛。建国初年，我国对精简机构、精简编制进行过多次，但每次精简以后，不久就来一次机构膨胀，总是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里徘徊。对此，胡耀邦大声疾呼，要求全党同心同德，痛下决心搞好精简工作。
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次严重考验。”他强调说，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就着手干。
于是，中央决定再搞一次精简。1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召开了一次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会议，传达、讲解精简机构的精神。
会议开始，首先传达了有关精简机构的文件，即中共中央第7号文件。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对干部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有根有据地说：
我们的干部问题远远不只是废除终身制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问题，或者说是四个问题：一是废除终身制。二是干部太多。外国叫“官僚机构”，现在干部是两千万，中央机关就有60万。机构重重叠叠，扯皮不完，游山玩水，与机构人员多有关系。三是年轻同志起不来。现在老的把年轻的盖住了。前年书记处成立时，平均65.6岁，现在67.5岁，成立时中央许多同志就说不理想，是过渡班子。现在人才是有的，至少是不热心支持他们上来。我们的干部问题会不会出现恶性循环的问题，是老性循环。要不要防止老性循环问题？全党要严肃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中央29个单位，国务院98个单位，共个。国务院减到27个，正副部长、主任一半人争取由60岁以下的人干。人是有的，我们敢不敢提？大家支持不支持？支持非常重要。毛主席年73岁，当时小平同志62岁，我51岁。小平、陈云同志把胡、赵推到前台，这件事他们处理得比毛主席高明得多。我们党内现在缺乏这种高风格、高思想。全党必须打通思想。老是说年轻同志不行，老是说我还要多呆几年。如果高级干部有一半是60岁以下的，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的江山二三十年绝对没有问题。有一篇“内参”反映，外国人说，中国的秘书很辛苦，什么都靠秘书，秘书不操劳政治运动不了。四是对老同志很好照顾，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我党是个老党，是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成长起来的党。建国以前四个时期：大革命时期，年以前的，还有多人；红军时期，第一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1.8万多人；抗日时期的，“三八式”的，有42万多人；解放战争时期的，有万多一点。建国后也有四个时期了：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7年到年；“文化大革命”；年以后。
接着，胡耀邦对解决干部老化，妥善安排老干部，讲了几条办法。他说：
老干部对党是有贡献的，包括党外的老同志，不要忘记他们，忘记了是不好的。要多想几条办法：
一是我们不要搞“一刀切”，还要保留几十个精力比较充沛，威望很高，马列水平很高，经验丰富的，压住阵脚。这对巩固全党的团结，树立党的威望，很有必要。
二是开国元勋，功劳很大，已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如刘帅、蔡大姐，去年还是下了个决心，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都不当了。十二大以前在一次全会上给他们作一评价，发一封致敬信。
三是年纪很大，还有一定工作精力，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同群众有联系，许多群众拥护他，安排一定的荣誉职务，或者把年轻同志摆到他前头。起作用不是靠牌子，是靠威望，靠思想，靠党性。
四是人太多了，要裁减一些下来，年龄也不大，下决心抽调一部分同志学习。下期党校不招各省的人。党校可容纳人。有的学1年，有的学2年，有的可学3年。中直机关可分六、七、八百名额，轮到谁就是谁，指定谁就是谁。住党校比住干校总好嘛。司马迁写《史记》，写完后作了一篇序，叫《太史公自序》。养尊处优不可能有大作为。
五是一部分同志下决心离休。政治生活待遇不变，物质待遇可适当提高一点。
胡耀邦在讲到中直机关原来的精简方案时，严肃地说：小平同志批评中直减人太少，不行。我们准备减五分之一，企事业单位一起考虑。先搞三定：定编制、定人员、定任务。由机关党组、党委、书记处负责，2月15日前交帐。小平同志提到工青妇，妇联历来比较可怜（指编制少——笔者注）。
胡耀邦特别对团中央的领导韩英和高勇讲了青年团的精简问题。他说：青年团把风气搞好，不要搞那么多人，那么多报刊，不要出那么多国，要到群众中扎根，不要铺那么多摊子。有些老同志，几十年为共青团做了贡献的，但即使搞报刊的，年龄太大也不好，让年轻一点的同志上来，30岁搞报刊、出版，也可能有点新鲜的语言。
最后，胡耀邦说：文联系统我就不清楚。科普、文化团体也不要搞那么多人，编制注意精干。不要比派头，要比质量，比贡献。同心同德把这个事情干好。中央已决定了，义无反顾，破釜沉舟。要打开一个新局面，树立一个新传统、好风气。用两年半时间办完。中央机关上半年搞好。
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中央各机关雷厉风行，努力朝着精简20%的目标制定措施，认真落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从年上半年开始，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根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进行，这是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机构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为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4至6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
金秋的北京，晴朗的天气，像大海一样湛蓝，朵朵白云恰似扬帆起航的轻舟，慢悠悠地飘浮着。
年9月1日上午，党的十二大正式开幕，邓小平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修改后新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选出。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和往常一样，胡耀邦作报告时，激情洋溢，慷慨激昂，多次激动地站起来，挥舞拳头，引起全场的强烈反响。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再次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改革从农村突破，九亿农民精神焕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农大地面目一新，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在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大力推行农村改革。这有他深厚的历史渊源。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团中央办公厅干部严如平回忆说，早在年胡耀邦去河南内黄做过调查，农村形势十分严峻，农民苦不堪言，原因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到秋后分配都由大队统一结算，一个工分不值两角钱，这叫农民怎么调动生产积极性呢？胡耀邦对严如平深有感触地说：“要改变目前农村的困难状况，最主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眼前就要考虑现在这种集体出工派活，大集体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是否适合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农民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从我在内黄的调查来看，如果把耕地暂时‘借’给社员，让农民一家一户去种，秋后除交公粮外，收多收少全由社员自己支配，我相信农民才会有积极性。”
说到这里，胡耀邦若有所思，从抽屉里拿出他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给严如平看。
严如平为他捏了一把汗。在当时只讲“一大二公”好得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生产关系正走在前头”、唯意志论大泛滥的时代，胡耀邦提出这些“不合时宜”的政见和主张，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远见，所幸他未遭到灭顶之灾。
胡耀邦出生在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倍加关切。基于他的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改革精神，胡耀邦到中央工作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大力调整生产关系，积极主张在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年至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不断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胆识和心血。
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村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淖。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话语，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以后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年12月25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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