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
刘华夏,袁青欢
［提要］边疆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国家为核心，结合市场、第三部门、公民等治理主体，共同解决边疆大众语言运用中问题的过程。边疆语言治理的目的是推动中华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边疆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由于历史地理及政策原因，我国边疆面临语言差异化结构危机，当前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语言治理对边疆人民的国家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建设以及边疆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通过树立国家取向的边疆语言治理理念、制度上明确边疆语言治理权责体系、实践上提升边疆语言治理效能，进行国家主义边疆语言治理转型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边疆语言治理；中华民族语言；转型；国家主义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观念的表达，以及任何不仅仅是感觉的东西的存在，都受到语言的制约。但是，语言是一种社会性产物，仅仅因为个体是社会的一员，他才需要语言的范畴，它构成了意识的限定性因素。”语言是社会意识，具有社会属性，语言是形成共同文化和心理的基础及纽带，语言相通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前提条件。由多个语言族群构成的苏联轰然解体、英联邦北爱尔兰、苏格兰等语言族群的独立运动、加拿大操法语的魁北克的分离趋势，无一不在警示：在语言上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族群难以构建共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语言不通的族群相互融合程度较低，语言的相互隔阂将导致文化和心理上的疏离，甚至对民族国家共同体造成解构威胁。当前我国边疆社会语言生活的复杂局面，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形成一种张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边疆语言治理的现状及政策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边疆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
边疆治理是政治学科近年来影响力逐渐扩大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边疆治理”为主题的文献，自年突破篇（篇）之后即呈上升趋势，年为篇，年达篇，相关文献可以归纳为几个主题：一是边疆治理概念界定和理论构建，二是边疆治理模式转变探讨，三是边疆治理的历史梳理，四是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介绍。四个方面符合新兴研究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对“边疆治理”基本问题的厘清，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边疆治理已经得到学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普遍认可，边疆治理研究已经发展到新阶段，更加具体和拓展的研究是进一步开展边疆治理理论及实践的需求。而与此相悖的是文献中涉及到边疆治理内容或对象的极少。“边疆乃一个国家的边界性的疆域,包括陆疆和海疆,不过更多的时候指的是陆地边疆。”“中外文献中，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根据学者们的概念，边疆可以界定为国家边缘性疆域。“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是得到较为普遍认可的边疆治理概念定义，该概念从动态角度将边疆治理界定为主体（国家权力及社会力量）作用于客体（边疆问题）的过程，边疆治理客体（边疆问题）理所应当包括边疆大众语言运用中的问题，因此边疆语言治理是边疆治理体系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出现以瑞典裔学者颜诺（B.Jernudd）和捷克裔学者内乌斯图普尼（J.V.Neustupny）为代表的语言治理学派，该学派认为语言治理是一种过程。我国学者郭龙生提出：“语言治理就是要面向广大基层群众，聚焦大众的话语，解决大众语言运用中遇到或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大众的话语问题成为语言治理的中心问题。”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边疆语言治理是以国家为核心，结合市场、第三部门、公民等治理主体，共同解决边疆大众语言运用中问题的过程。
边疆语言治理不仅是边疆治理的一部分，更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边疆语言治理的根本目标与国家治理相一致，边疆普及中华民族语言是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语言，即国族语言，这种语言是以国家通用语言为基础，融合各少数民族语言要素，是人们心理上普遍认同和现实中广泛使用的语言。首先，边疆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我国的国家形式是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的国家。边疆是国家的边缘性疆域，与核心区存在一定差异，但同时边疆也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与核心区在国家根本制度、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根本矛盾等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边疆治理的理想状态是边疆仅仅成为国家地理上的边缘性疆域，而不再是经济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其次，将边疆纳入中华民族语言群体有助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存续与发展。“产生意义的并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产生意义的是采用这种形式的语言来思考事物”。从属于同一语言文化群体的人们，持有相近的群体心理和群体文化，所以既能够天然认同本群体的规范和制度，也更容易彼此认同，从而促进团结和集体行动，塑造共同（相互沟通、共同发展）的语言文化群体，是民族国家存续与发展的内在治理追求。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基本工具，边疆语言治理应立足于促进边疆与核心区的交流互动，而不是过分强调各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之处，促成中华民族语言在“主体多样”的基础上进一步交融和发展，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语言。
第二，边疆语言和谐是边疆发展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边疆语言和谐是指边疆群众的语言交流没有障碍，各族语言能够互相沟通、共同发展。首先，“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边疆语言是否和谐影响到边疆社会关系，边疆语言和谐有利于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加强交流合作，消减边疆群众之间的相互隔膜，促进边疆稳定。其次，边疆并不是孤立的边疆，边疆发展应纳入国家视野，融入全国市场才能够提升边疆发展速度，实现弯道超车，语言和谐有助于培养全国共同文化，有利于边疆群众与其他地区的群众沟通交流，将边疆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推动边疆地区的发展进步。
第三，边疆语言治理是中华民族建设的基础和动力。中华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而中华民族语言建设，需要吸纳融合边疆各少数民族语言。首先，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时，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国家的国族，根据安东尼．D．史密斯的理论，国族的“共同记忆、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要素的培育和传递，都需要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基础。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国族，也须有中华民族语言。其次，边疆语言治理是中华民族语言建设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边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边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构成要素，边疆各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有吸纳融合边疆各民族语言之后形成的语言才称得上是中华民族语言；另一方面，边疆语言治理要确保中华民族语言在边疆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中华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全国性轴心，发挥凝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在国家所有语言中具有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地位和作用并不因地理区位和民族成分而有所区别，边疆语言治理的成败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建设。
二、当前边疆语言治理面临挑战
边疆语言结构由国家通用语言和边疆各少数民族语言构成，理想的边疆语言结构应是以国家通用语言为核心，吸纳融合各少数民族语言，多种语言相互沟通、共同发展。边疆地区历史悠久、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民族构成复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成相适应，我国语言使用的“主体多样性”在边疆尤为突出，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当前边疆语言呈差异化结构，不仅不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存在差异，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国家通用语言的核心地位虚化，各种语言之间相互接触较少。
（一）影响边疆语言差异化结构形成的客观因素
第一，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共生关系。文化与语言是一种相互联系和互相推动的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特定语言，人们在口耳相传中利用语言、通过代际传递完成文化传承；同时，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人们自然地学习和使用语言，推动了特定语言的发展和传播，这一互动也就决定了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共生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几十年来，边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取得极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也有了巨大发展和进步，成为现代化语言，具备很高的使用价值和使用便利性。
第二，边疆地区与外界的互动交流水平较低，语言共同发展缺乏动力。民族接触首先是语言接触，不同语言在相互交流中才能相互影响。一方面，边疆多是高原大山、戈壁沙漠，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天然屏障，阻碍了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另一方面，边疆大多数地域较为落后，市场经济远未成熟，深度融入全国经济市场尚需时日，虽然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边疆的开放程度有所增加，但是总体而言，仍未改变相对封闭的状态。当然，在客观因素之外，尚有政策因素，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二）边疆语言呈差异化结构
第一，边疆语言结构中核心要素虚化，国家通用语言在边疆的凝聚主导作用不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需求相对下降。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语言取得巨大进步，成为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语言，与此相对应，边疆地区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需要则相对下降。“目前，中国用17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近百种报纸，用11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73种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台用16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地、州、县电台或广播站使用当地语言广播的达20多种。用少数民族语言摄制的故事片达多部(集)、译制各类影片达l万多部(集)”。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便利性低于少数民族语言。从语言功能考虑，交际便利与否是语言使用的关键因素，如果某一少数民族是当地人数最多的群体，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该民族的语言是更为便利的。这一情况在某一少数民族占主体的聚居区，如西藏的农牧区、新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以及云南、广西的部分山区较为突出。以维吾尔族聚居区为例，维族群众之间、维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维族与汉族群众间交流通常使用维语，国家机关等在执行公务时主要使用维语，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也是如此；少数民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可能仅仅是为了与汉族沟通，因此，尽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汉语是国家通用语，在某些场合必须使用汉字，但实际上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率和使用效能较低。
第二，边疆语言结构中各要素无序发展，未形成合力。边疆各少数民族语言相互接触不多，在各自语言区域内单兵作战、单独发展。首先，边疆语言种类多、使用范围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使用汉语和汉字外，55个少数民族使用80种语言，不同程度地使用39种文字。边疆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如云南省“有2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水族使用汉语外，其余的22个少数民族操26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的民族还有几种语言,如怒族有三种语言,景颇族、瑶族使用两种语言。广西壮族自治区有汉、壮、瑶、苗等十二个民族，除汉族、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都有自己的语言，涉及汉藏语系的所有语族。西藏和新疆单一少数民族比重大，藏语和维语在当地藏民和维民中使用普遍，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要交际工具。尤其在单一少数民族比重高的聚居区，某一民族语言使用比率相当高，占绝对优势，成为单语使用区。其次，缺乏边疆各种语言发展统筹，国家目前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要点在双语使用，甚少对各民族语言做出统一规划，边疆各种语言要素也就在各自语言区域内单独发展，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合力。
三、边疆语言治理转型是历史发展趋势
边疆语言治理差异化结构的形成，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策因素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边疆语言治理作为边疆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边疆治理族际取向的大趋势下，也体现出族际语言治理的倾向，即国家鼓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通过政策手段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有学者将当前语言政策概括为“主体多样”或“多元一体”的语言政策，认为“推广普通话是语言政策的主线、尊重各民族及其语言是前提”。经过梳理可以发现，鼓励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法律和语言政策占据重要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使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尊重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识别和认定了一批少数民族，同时帮助少数民族创造语言文字，并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少数民族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在边疆地区大力推行双语教育政策，在民族地区确立了民汉双语在实际使用和教育教学中的法定地位，规范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完善。这一族际语言治理实施几十年以来，边疆各少数民族语言取得了巨大发展，边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但是任何政策都需要在现实政策环境变动中不断调整，当前边疆语言治理的大环境已经产生了变化，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反而是中华民族语言没有得到应有。
首先，族际取向的边疆语言治理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需求不相适应。族际边疆语言治理扩大边疆异质性，增加边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言为心声”，语言是表达感情、进行人际交往的基本工具，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语境以及指称的特殊对象，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群体在各自语言基础上形成异质性的群体心理和群体文化。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实际上指向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操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形成心理隔阂，造成文化边界的固化。因语言而划定的群体边界，使人们在心理和文化上对“我者”与“他者”做出判断，对属于本群体内部的人员有较高的信任，能够相互包容，也能较好地遵守群体规范，这一群体也越团结，越能够采取集体行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弗朗西斯·福山通过观察发现，内部互相认同度越高越团结的群体，对群体外部的人员通常更为冷漠，也持有很低的信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边疆也许会演变为由各个内部团结而相互界线分明的不同语言群体构成的社会，这对于边疆治理乃至国家治理来说都将是极大的危险，当前边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和互动程度低，群体边界固化，群体间矛盾频发，已经对人们提出了警示。
其次，族际取向的边疆语言治理与中华民族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在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在传递和传播中继续存在，“共同( 第二，边疆地区大众语言相互交流和接触，包括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不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和接触。“语言接触是指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一定的环境中，经过长期或短期的频繁交际而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一种语言现象。”汉语也是在漫长历史中经过不断的语言接触、融合和渗透才呈现出今天的样貌。加强语言交流和接触，有助于在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吸纳融合各少数民族语言，推动中华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习近平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加大宣传培训力度，积极稳妥推进双语教育。到年，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达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要求，完成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第三，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样性的少数民族语言能够增进中华民族语言的活力、丰富中华民族语言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八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树立各民族语言文字都是国家宝贵文化资源的观念，有针对性地采取符合实际的保护措施，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边疆语言治理需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纳入统一治理体系，为中华民族语言建设打好基础。
五、结语
首先，民族国家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民族语言，然而当前中华民族语言却远未得到应有地位。虽然国家提出多项政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但是官方及学界甚少中华民族语言的建设及发展。其次，中华民族语言建设的难点在边疆，边疆复杂状况在语言上呈现为差异结构危机，对民族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建设及边疆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再次，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语言治理扩大边疆异质性、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建设、制约边疆群众形成国家认同，已经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最后，国家主义边疆语言治理转型是时代的要求，在理论、制度、效能三方面进行转型，通过构建国家取向的边疆语言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多主体治理合力、提升边疆语言治理效能来改善边疆语言治理，建设中华民族语言。
（注：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刘华夏，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袁青欢，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广西民族研究》，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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