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未素排版丨未素林册“突然失去了目标和信念，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自己经历过的不好的事，过往积攒的很多负面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直接就垮掉了，那种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存在有什么意义的感觉挥之不去，然后就开始从心理压抑向抑郁症转移了。”
高楠，高三学生，抑郁症复发已有半年。初三的时候他由于自身遗传因素，曾抑郁症爆发过一段时间，但是自愈了。由于好友出事，充实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潜伏在身体里的阴霾开始扩散，最终促成了这一次的爆发。
抑郁症，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字眼。提到抑郁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哥哥张国荣。年4月1日，张国荣因抑郁症病情失控，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二十四楼健身中心坠下，和所有人开了一个无法挽回的玩笑。百度上对于抑郁症的解释如下：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这是每个人都能百度出来的词条。
现在出现的科普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很远。很多人都没有想过，抑郁症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当它站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到底要怎样面对它。
以目前的成果来看，现在对抑郁症的病因并不清楚。但有很多研究和实践证据表明，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这些因素也不是单独起作用的，目前比较认可的是遗传和环境或应激事件的交互作用，以及时间点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都不太清楚自己患上抑郁症真正原因。
Janice来自香港。她的头发不长，很喜欢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十个晶莹剔透的指甲上画着猫，在她的朋友圈可以看到她小女生的日常生活，有生活琐屑的记录和她的照片，还有她一个多月前对入院的宣告以及住院生活的插播。Janice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在被询问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时，她答应得很爽快，在谈话的全过程中不停地笑，聊起自己的经历时亦十分坦然。她说：“当我知道我得了抑郁症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吃惊，觉得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只是生病了而已。”
在Janice高二那年，学校组织了一个比赛，比赛的内容是由学生设定旅游路线，然后到当地按路线去探索当地文化。比赛规模颇大，学校十分重视，连校长也亲身参与到这个比赛的指导当中，自此，她便就接受了长达一年半的精神压迫。为比赛而准备的生活忙碌而压抑，她白天上课，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也失去了双休日。
当她比赛开始，去到瑞士当地的时候，她就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不安，没有好奇，没有紧张，失去了一切感觉。
“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就想，如果飞机坠毁就好了，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明显的自杀倾向，从那个时候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对劲。到比赛结束之后，我有一个抑郁症的朋友察觉到我的异常，医院做了检查。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噢，我好像患上了叫抑郁症的东西。”
抑郁症对Janice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从此改头换面。身体的状况也是Janice选择来到北京的原因。在香港，到精神科看一次病一次可能要一千五港元，加上药物，平均每次花费可以达到五千港元，这使她心里的负罪感不断加强。
原先Janice考上了香港理工大学，但她从另一个同为病患的师姐口中得知，在北医院报销百分之八十左右。香港并没有学生医保，就算发放免费医疗，医院的排期实在太久，更多人由于赶时间，医院、看私家医生，然而昂贵的医药费着实是家庭经济莫大的负担。她最终下了决心，跨了从南到北的漫长距离，落地于北师大这片土地，开始度过和从前大不相同的北方生活。
“一直有一种看透一切的感觉，虽然很没有道理，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想通，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想通，所有人都一样。”
这是高楠关于抑郁症的感受。
生病之后，高楠无论做什么都失去了动力，也很容易焦虑。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失常，拼命想回到所谓正常的状态，但是无能为力。教室太吵，高楠读不下书，就会一个人跑到机动教室。
“一个人锁在小黑屋里，看着书继续发呆也比在教室里好受一些，在教室里焦虑一旦发作，那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坐都坐不住，根本没法掩饰。”
大概这样过了两三周，高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找过心理老师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处。他的家人想帮他，但却一时束手无策，然后他自己才提出来去看医生。所幸，高楠的家人还是比较开明的，他的求医过程顺利进行，在医院确诊后，他开始吃药。
前两周对高楠来说是最痛苦的时候，药还没有起效用，副作用又特别大。如果单从他的性格判断，没有人会觉得他会得这种病，除非是和他特别亲密的人，没有任何人发现。高楠照常生活，按着平时的轨迹行走，从头到尾在大部分人面前从来都没有表现过，只是给人的感觉只是变得比较呆，很喜欢翘课，他还很庆幸，没人看见他在小黑屋里挣扎狂吼撞墙的样子。
“吃了药之后副作用一产生，就很难瞒住了，还好那时候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表现出来最大的副作用是手抖。我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拍照了，就是因为这个，拍出来所有的照片都是糊的，身体也出现了耳鸣失眠老花眼之类的状况，但是和精神上的折磨比，根本不算什么。”
高楠的摄影天赋一直属于他的骄傲，他在学校的摄影协会过着风生水起的日子，他拍出的照片被学校刊登在校报上，各种大型活动也随处可见他扛着长枪短炮的活跃身影。他还是摄影协会微电影的导演，虽然微电影的计划随着各种变故，走向夭折。
谈到服药的副作用时，Janice向笔者伸出双手，展示了她微微颤抖的手指，直观地展示在药物影响下，摄影者按快门对焦的困难性。
抑郁症患者的病况其实分不同的时期。最开始犯病的时期，只是单纯的失眠，Janice一直以来自杀倾向都很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尤为煎熬，她每次都在想，要是可以不看见明天的太阳就好了。最开始特别痛苦，特别没有归属感，起初她还能哭，但是到后来，包括入院那段时间，她已然习惯了这种想法的存在，她都处于比较冷漠麻木的状态。
“你问我有什么感觉，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其实现在处于一种没有情绪的状态，这大概就是我生病最大的感受，比如说我笑不是因为我特别想笑，只是觉得我应该要笑一下。”
说完这段话，Janice又笑了一下，古灵精怪的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在商店买了一斤水晶糖的孩子。
“我觉得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看待自己的感觉其实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挺辣鸡的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到底还是不适合继续生存下去，每天晚上得出的结论都是不太适合。
“但是还是想体验一下大学生活是怎样的，毕竟我大学认真上课只上了十三天，所以一直拖着拖着，我就顺利地生活了下来，到现在久病成医。我每天都要思考一遍人生哲学，但如果某天吃药时间比较早，就可以逃避掉这个过程。”
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心理问题的回避和忌讳，抑郁症这个概念，更多是从新闻报道了解，当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突发病症，很多时候都是以震惊和唏嘘为开头，在需要采取措施或者支持的时候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期。
起初Janice的家人对于她的病情有些排斥，认为这是她懵懂无知的胡乱猜测。但在她的父母开始对抑郁症有所了解的时候，他们态度发生了转变。
香港最近开始进行抑郁症的宣传，Janice的父亲在看了宣传之后就慢慢开始理解，开始尝试帮她找不同的医生看病。而Janice的母亲一直以来比较反对。由于抑郁症患者大多会有厌食倾向，医生开出的药就有刺激患者食欲的功效的一方，因此会让她发胖，在最开始的治疗期间，Janice的母亲特别反对她服药治疗，认为她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直到这次，她因为药物使用不医院，医生跟她的母亲科普了很多有关的知识，从那之后，她的母亲开始有了一个彻底的态度转变，开始支持她休息散心，并提醒她坚持吃药。
而Janice的室友确切的知道她的病情是在她入院的当晚，震惊有之，难过有之，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室友的关怀给身处异地他乡的Janice很大的慰藉，她希望她们把自己当正常人来看待，所幸她们在得知病情之后对她的态度一如往常，依旧包容她，温暖她。
“室友都是很可爱的小天使。”她简短地评价了一句，笑得眯起了眼睛，就像指尖的小猫一样。
心理学院的罗晓路老师一直在学十六的心理咨询中心从事咨询工作，据她阐述，每个老师所跟进的案例中，都有几个患有程度不同抑郁症的学生。抑郁症在大学校园中的多发，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或潜伏或暴露在身边。
很多抑郁症患者不愿意告诉别人，一是因为可能会受到不必要的歧视，二是可能会收到多余的关心，当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阻隔了和身边的人的沟通渠道，事情就会走向更加糟糕的一面。
“好多孩子心里特别抑郁特别痛苦还要装出‘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很开朗、我很阳光’的样子，这是很煎熬的，有一些阳光型抑郁的就很难被发现，很难得到帮助。实际上我们对抑郁症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得抑郁症，我们自己也有患病的可能性，并非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就要正确对待它。
“在抑郁的状态里面，可能更容易被激惹、很容易心情不好，我们就给一些关心、陪伴，我觉得能做的最基本的就是不要歧视，背后的议论会对病患造成伤害。我觉得最能做的就是接纳和支持，同时也要积极科普，让大家都能真正对它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其实这个群体更像是一群很不一样的人，患上同一种病，有一种特别相似的感觉，身边的人更需要做到的是包容和尊重。当身边出现抑郁症患者向自己求助的话，身为亲朋总会很努力地想去帮他，但是更多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旁观者帮不了他太多，可能只能解他的燃眉之急，做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去帮助他痊愈的几率实在太小。在他难过的时候给予鼓励，或者帮他一起去找医生，寻求更专业的求助。
“我住院的时候，觉得最冒犯的一句话就是，我看你很开心，怎么会的抑郁症呢？有很多位患者都对我说出这种话，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子并不冒犯，而我们都是单向重度抑郁症患者。有的人没有得抑郁症都能理解对方，有的人哪怕得了抑郁症，他也会这样，”Janice说，“相互理解真的很重要，毕竟，我们比较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抑郁症的原因有很多，外界的物理环境可能会导致心情变化，而心理环境，压力和负面情绪也是抑郁症的诱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生活本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我们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无论何时，生命都是珍贵而不能轻易抛弃的，”罗老师解释，“其实抑郁也不见得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它只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只是这个方法是有点失功能的，或者说是不太积极的。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也不是件坏事情，我们觉察到抑郁，是因为它想帮助我们过得更好，我们要去寻求帮助，求医，改变自己的面对方式。”
高楠已经开始忙碌着期末复习，和Janice开始适应大学生活不同，高楠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巨大关卡——高考。总复习的巨大高压下，他和其他的战士一样埋头于苦海。高楠不敢停药，一段时间或者受了刺激还是会发作，但是能慢慢调整回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可望痊愈，对过去，他可以欣然接受，但对未来却一片茫然。
“很多人知道之后确实给了我不少关心，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还有人在乎。在学习上我还是没有调整回来，还是非常迷茫，再这样下去明年顶多考个普通本一，得复读了，这是我还没法直面的事。我现在不难过了，但是知道自己一直在选择性忽略什么，这一场下来估计改变了我半辈子。”
在采访的最后，笔者问Janice，她现在的笑是开心还是觉得应该笑一下，“我不知道，很久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感觉了，”Janice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回答，“我想治愈，有痊愈的例子，但是复发的几率有百分之五十到八十，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不要害怕，这不是绝症，而是一个不是太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咨询是为了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抑郁症是给我们的一个信号，让我们好好地生活。”
这是罗老师在采访最后的寄语。
生活一直都在继续，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商店公司如常运作，校园里日日笑语欢声，大小道路车水马龙，所有人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各自历着喜怒哀乐，这是我们的日常。
而未知的未来，正充满了令人振奋的希望，会带着祝福和关怀，从背后给每一个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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