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個發展的階段，在內部世界表現出的心理情結，會在夢境和創造力中以相應的意象來呈現。祂們發揮著有意義的核心的功能，並且作為個體的一種指導而發揮作用。為了讓青春期的孩子能與父母相分離，為人父母者必須能夠支持孩子付諸行動的破壞動力。父母的這種象徵性的“死亡”，能夠使年輕人在亂倫禁忌的規範下成長，結束一種狀態，在新的生活中獲得“重生”。如果缺乏這樣一個旅程，將會導致人格結構的脆弱，個體也有可能在以後的發展中產生嚴重的病理狀態。
——對精神病動力的起源及其治療的假設：用沙盤遊戲治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個案研究——
榮格對於青少年的心理狀態非常感興趣，例如那些能在成年病人身上觀察到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的迸發，與消極性和破壞力並存，活躍的彙聚在一起。
榮格把青春期視為一個發展階段，他在年寫道：“心靈的誕生以及與此相隨的有意識的與父母之間的分化，正常來說都發生在青春期，伴隨著性欲的迸發"。他的論文《精神分析理論》是對弗洛伊德關於嬰兒期的性欲的觀點所做出的回應，榮格評論說：“性欲在快樂的感覺中所占的小小份額是慢慢增長的，更早的時候我們可以回溯到童年，毫無疑問它因相對較早而萌發的情慾而強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要素獲得力量，由此俄狄浦斯情結很快就會採取其他經典的形式。在兒子身上，衝動採取的是一種更具男子氣，因而也是更為典型的形式，反之，女兒會發展出對父親的特殊依戀，而對母親產生相應的妒忌態度，我們把這叫做伊萊克特拉情結，即戀父情結。眾所周知，伊萊克特拉向她母親呂泰墨斯特拉復仇，因為她母親殺害了自己的丈夫阿伽門農門，即是搶奪了伊萊克特拉深愛著的父親。”
“這兩種幻想的情結都會伴隨著個體的逐漸成熟，而變得越來越明顯，且祇有在青春後期才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青春後期，正是要脫離父母而產生問題的時候。這一階段與我們提到過的象徵為特徵：犧牲的象徵。性欲方面發展的越好，就越會驅使個體離開家庭，迫使它獲得獨立。”
榮格所寫的與父母分離的體驗，可以在個體出生以後的每一次分離經歷中重新見證，並得到解決。因此，在每一個發展的階段，在內部世界表現出的心理情結，會在夢境和創造力中以相應的意象來呈現。祂們發揮著有意義的核心的功能，並且作為個體的一種指導而發揮作用。對於青少年失控的狂暴行為的根源，弗德漢姆斷言說：“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嬰兒早期，在那個時期由母親及隨之而來的家庭其他成員構成了孩子的整個社會。”在成熟的第一個階段，孩子和母親的關係是以相互依賴為特徵的，孩子尋求滋養的功能和來自母親的關愛。今天，母性的功能越來越多地由父親來執行，那麼當這種角色分工不再那麼嚴格的時候，由角色分工而產生的心理功能就變得混亂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為了讓青春期的孩子能與父母相分離，為人父母者必須能夠支持孩子付諸行動的破壞動力。父母的這種象徵性的“死亡”，能夠使年輕人在亂倫禁忌的規範下成長，結束一種狀態，在新的生活中獲得“重生”。在我看來，如果缺乏這樣一個旅程，將會導致人格結構的脆弱，個體也有可能在以後的發展中產生嚴重的病理狀態。
榮格認為人格的概念從本質來說应當是可操作性的，能夠描述心理的功能，而不是心靈的內容，而人格的創建是一個個體與集體無意識之間，個體與集體意識之間的辯證過程。家庭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場所。人格的這種辯證性，是由於個體需要將自己與現實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而引發的，就無意識心理和外在世界而言，它能使個體進而確定自己的同一性。
在青春期，個體的人格結構再一次成為了關注的焦點，與集體的角色發生關聯，而此時這種集體的角色必須變得非常具體。那種無所不能的幻想，源自這個時期瘋狂的嬰兒式的防禦，這是男英雄女英雄形成的時期，其表現則是針對父母和針對社會的充滿暴力的攻擊。間歇性的精神分裂、抑鬱、人格解體以及癔症等在這個年齡段是相當常見的。上述這些狀態的暴力性是眾所周知的。當暴力處於主導地位時，年輕人需要一種抱持，類似於母親為她幼小的孩子所提供的支持和保護一樣。這是由一個自由而受保護的空間，正如朵拉.卡爾夫在她的沙盤遊戲治療理論中所闡述的那樣。這種治療方法能夠包容攻擊性，而不會令他變得自動具有破壞力，它允許青少年自己針對內在的張力與壓力來做實驗，既是具有破壞性的，也是具有建設性的，而後這些內在的緊張與壓力會得到調節和轉化。
傷痕
青春期的很多經歷都會給青少年造成傷害，並且在他們以後的成人生活之中留下傷痕，這些是內在的裂痕，造成裂痕的原因在於他們突如其來的與之前的生活場景脫節了。分離——這一從孩子朝向成年期成長的過程，涉及脫離家庭與發展，通常採取的是男英雄或女英雄的極端形式（如戰爭英雄、暴力、吸毒、飆車、酗酒、厭食症，貪食症等）。一方面，這些過程偏愛集體的入場儀式，另一方面它們使得個體遠離反思與重新整合，結果會導致自性的各個部分相分離。極端的宗教選擇和禁欲主義的實踐，極好的表現了犧牲的母題。這是一個人在走向成年的道路上遇到的第一個重大衝突，這一衝突位於我們的關係體系當中，而這些關係與依賴的救贖有關。這一心靈的運作要求犧牲即時的，有規律的回應，從而開放自己，進行一些關於自己的內心和外部世界的反思和冥想活動。伴隨著這一救贖爾來的是父母形象的毀滅，而我們自己的個體存在卻有賴於這樣的救贖。一般來說，青少年還未能意識到人類的命運，即個體進入成人世界時，必須痛苦的割捨自己心目中的父母形象。如果他們繼續把父母形象保留在自性當中，就會以犧牲自己的獨立性為代價。這種犧牲會阻礙發展，就自我管理的功能而言，會導致個體產生深深的失敗感。
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的主要問題是給個體幫助，使他們忠實於自己的生涯計畫，以便應對自己黑暗的內部緊張壓力。但如果沒有成功，就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這種負面的體驗，使他們感受到挫敗，失去同一性，甚至自暴自棄。這樣他們可能會通過把自己的同一性放到社會預設的圖式結構中來解決痛苦。年輕人面臨的挑戰就是管理好自己，並且作為一個主體和客體，處理好與自己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榮格評論說：“生命的自然進程，要求年輕人必須犧牲他的童年時代，犧牲對其身體上的父母的孩童般的依賴，以免其肉體與靈魂都陷入無意識的亂倫桎梏中。”榮格還認為這種犧牲的一項意味著拋棄所有嬰兒般的願望，因為這類嬰兒般的願望對於心理適應過程中新事物的習得所產生的阻礙，甚至超過於附著於舊有的或過去的行為。
有時候，犧牲與原始的內容表現出來，通常與英雄的形象相聯繫，如死亡的意象、英勇的戰鬥以及遺棄與喪失的意象。這些意象出現在夢境、繪畫和沙盤遊戲意象當中。他們構成了衝突和困擾的根源。這樣的意象當然也能在無意識的水平上活動，如死亡的意象（例如殺害自己的父母）目的是提昇意識水平，並且有助於嬰兒期作為一個生活階段的終結。這一體驗會給青少年帶來痛苦，甚至是絕望，並且很有可能導致某些自虐行為，如厭食症、自殺等。在這些情形當中，主體沒有意識到對立面的辯證性的象徵意義，即允許個體的發展。補償的主題，即犧牲其他人（通常情況下是父母）帶有一種投射機制，個體把自己的退行投射到其他人身上。這些退行（以及退行所投射到的人，通常是個體實際生活中的父母），是不能被剋服的，且被個體強烈的攻擊。他們還不能辨別實際生活中的父母是怎樣的，而父母又代表著什麼，就管理他們自己而言，他們還不能區別什麼是自己能控制的和什麼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再一次凸顯出他們不能揹負生存的“十字架”，這一生存的十字架，一方面是緊張和壓力，另一方面則是青少年成長中必須經歷的拯救和發展之路。
發展的歷程，由十字架這一象徵來代表從一齣生就揹負著生存十字架的耶穌形象中得到很好的體現。他始終如一的追尋著自己生活的道路，這意味著他遠離父母和出生地，剋服了許多挑戰，那些道路足以讓他退行到依賴自己陰暗和無意識方面的挑戰。在他對上帝的忠誠及對自己的守護神的信任的支持下，在這裡，守護神代表著來自我們自己親密資源的支持，就像一個引導我們維護我們的天使；基督始終如一一直至犧牲，而他的犧牲並不是由自性的失敗而導致的，相反是以愛世人的名義發生的（從象徵意義來說，代表著剋服對自己自我的借鑒，剋服倒褪的亂倫慾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