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oGarelli:SenzaTitolo,
蒜头按：我笨拙地写下这第一篇随笔，语言生涩，每一个词都仿佛并非出自于我之口。但我必须要写下来，我有义务写下来。
在《立足之地》（APlacetoStand）这本自传里，吉米·桑提亚哥·巴卡（JimmySantiagoBaca）讲述了他作为一名墨西哥裔美国人，所经历的充斥着暴力与创伤的童年，以及成年后在狱中度过的血染岁月。那本书文笔并不出彩，也并没有受到文学界的一致赞誉。但是在亚马逊上，有许许多多和巴卡一样成长背景的人，诉说着这本书对他们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我为此写了一篇论文，主题就是叙述对于个人创伤以及群体创伤的重要意义。对于巴卡而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是有疗愈作用的；而对于千千万万和他有着相同经历的读者而言，发现自己的经历被看到、被印证，同样也抚慰了他们的创伤。
所以我决定陆陆续续把自己作为一名康复中的贪食症患者的经历写下来，疗愈自己，也希望可以抚慰到其他受伤的灵魂。这是一个进行中的故事，什么时候可以结尾，对此我也一无所知。但是我怕如果现在不说，我的整个人，连带我的经历，可能就会被湮没了。
说来讽刺。一年前，我从学校办理休假回国，正式和贪食症宣战。而宣战后的首次行动，竟是以学者的身份，到北大六院参加进食障碍的防治培训。学术词汇有着脱敏的功效，就好比以讨论学术的口吻谈论性事，可以让人没那么容易脸红。剥离了病人的身份，我被赦免亲历自己的感受，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与全国各地未曾有过进食障碍经历的精神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进食障碍，研究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病例。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其实我打心底里不愿将自己定义为一名“病人”，或者说，一个弱者。这背离了我在世的信条。襁褓中的我体弱多病，没少吃过药，医院的病床。我猜想潜意识里，我抵触那种虚弱，更抗拒被疾病所控制的无力感。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被班上的一个姑娘排挤，回家告诉父亲，他跟我所，要狠狠回击。于是便促成了一段佳话：我在那个姑娘的生日派对上给了她一巴掌。我很庆幸，长大后的自己没有成为街头土霸，但是那件事仍在我的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强，不能弱。所以我宁可做一个研究贪食症的学者，而不是一个被贪食症所控制的患者。
FrancoGarelli:Figura,
从北大六院回来后，我正式开始了心理咨询。我的咨询师是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姐姐，但我从未质疑过她的资历。往常我对各种专家都抱有成见，不论对方说什么，都只会选择性地相信百分之五十。但是对我的咨询师姐姐，我不会质疑一丝一毫。我至今没能给这个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但如果非要捏一个答案出来，可能是因为她选择了百分之百接纳我，那么作为某种人性的交易，我也选择了百分之百信任她。
所以即使我对舞动治疗一无所知，并且确信自己的身体不具有“舞动”所需的灵性，我仍旧听从了她的建议，前去重庆，参加了舞动治疗的课程。老师Zvika是一个荷兰老头（也就是这个百科词条的封面人物），笑容和蔼，身上的灰色短袖衬托着他灰白色的头发和胡须。Zvika告诉我们，他童年时患有读写障碍，被关闭了一扇窗，但是舞蹈却一直就向他敞开着大门。他说身体是有记忆的，不仅记载着个人记忆，更承载了群体记忆。对Zvika而言，他用舞动治愈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的抑郁史、差点夺走生命的消化道疾病等种种个人创伤，和他作为以色列犹太人后代所承载的民族创伤。
课程第一天，Zvika让我们和另一名同学配合，随性跳一段双人舞。并在舞动结束后，谈谈自己的心得。我已经没法回忆起当时全部的发言了，但是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我说，“我感觉我的舞伴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在看我，我觉得她的眼神有些空洞。”Zvika反问：“你提到了她的眼睛是空的，但是，你会不会才是真正空洞的那个人呢？”
我被问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跳起来反驳：不！我怎么可能是一个空洞的人呢！
但是，但是如果我从未觉得空虚，那我在暴食冲动发作的时候，用食物把肚子塞到不留一丝缝隙时，在填补些什么呢？而我在把食物清除后所感受到的又一波只能用食物来填补的空落感，又是什么呢？
自那以后，我时不时地会问自己：原来我真的是一个空洞的人吗？除却这个空洞以外，我有没有内质呢？我可能是一个“空洞”的人——这个想法令我感到害怕。
今天，这个问题又一次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的第一反应，依旧是去搜索关于“贪食症“，关于”空洞”的文献，但是打字的手刚刚抬起，就悬在了半空。我猛然意识到，自己又踏上了老路，又开始以旁观者的疏离视角，以拯救者的强者心态，来看待我的疾病了。我意识到，我需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才能知行合一。
我需要跟自己承认：没错，我是一个病人。此刻我的身份不是学者，不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而是一个还没完全康复的、战斗着的、需要帮助的病人。我是“我”，而不是一堆专业词汇和文献的堆砌。
空洞与否，似乎暂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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