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墙和木碑
一堆土，如果不夯成墙，它可能还是长着野草的地，或被水冲成了沙洲。
如果变成了墙，它便有了历史，有了故事。
在塔城市有中国境内位置最西北的老城墙，现在还有几段残留在边城的高楼和平房之间。这座城市连同城墙的历史刻画在一个木板上，它就是红楼博物馆珍藏的《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碑记》，木碑上楷体字遒劲有力，不知道出自哪位匠人之手，一笔一画写着城墙的前生今世。
每次我看到这个刻着历史的木碑都莫名地激动，和它放在一起的是苏式指挥刀和俄式火枪。与那些东西相比，这个刻着塔城历史的木碑如同年迈的老人，一道道裂纹如同皱纹，是岁月留下的刻痕，让这个木碑有讲不完的故事。
塔城市在没有建绥靖城之前，只是一个驿站，“塔尔巴哈台”为蒙语，原为“塔儿八合”，即“旱獭”的意思。年（至元十五年），元朝将领伯颜奉命追击叛臣昔里吉，到塔尔巴哈台一带后，军粮不济，伯颜就命令军士捕捉“塔儿八合”为食。据史书记载，后来“积其皮至万辇，至京师以易缯帛，”此地命名为“塔儿八合”。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在这里设置驿站。清初，关外的驿站统称“台”，由此塔尔巴哈台就成了塔城的名字。
现在的库鲁斯台草原和巴尔鲁克山还残存着像蒙古包一样土垒的圆穹建筑，有专家说是古代墓顶，我倒觉得像古代驿站，草原丝绸之路就沿着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向中亚延伸，这段历史由于缺少史籍记载和相关文物印证显得苍白无力。
而关于塔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木碑上记得很清楚：“按汉书康居国，即今塔尔巴哈台地，自隶版图后，建城于伯雅尔，设参赞大臣以镇抚之。既以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经阿文成公奏请，改建于楚呼楚地方，命曰绥靖城。举牧兴屯，生聚教诲，民夷向化，蔚为西北重镇。”
不过此城非彼城。阿文成公名叫阿桂，是乾隆名臣之一，当过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他把建在伯雅尔（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乌尔扎尔）的“肇丰城”搬到现在的塔城。
不知道现在的乌尔扎尔还有没有“肇丰城”的遗迹了，如果能找到再考察一番，会不会也出现一座记录城的石碑？历史总是这么令人着迷，过去发生过的事会以什么形式再现出来，总会出人意料。
乾隆三十一年，这个城市有了一个新名字：绥靖城。绥靖就是安抚平定的意思，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
绥靖城和新疆许多城市一样都留下了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乌鲁木齐清朝叫“迪化”有启迪教化之意，伊犁叫“惠远”取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意。
清朝末年，英、美、俄、日都盯上新疆这块土地，生末净旦丑，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新疆这块土地战火连连。
“同治三年，库车逆回变乱，蔓延新疆。残破州邑，塔城亦毁于贼”，在那场由农民起义演变成民族和宗教仇杀的战争中，塔城成为残城一座。
新城的建立在光绪年间被提上日程，经过两任参赞大臣，终于在额尔庆额的手上建成。“自光绪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兴工，至十七年九月二十日告竣。丽谯屹立，雉堞云连，规模颇为壮阔，而名称则仍其旧云。”
木碑诞生于光绪年间，红楼盖于宣统年间，在俄式房屋里呈现一个典型的中式木碑，一前一后，一中一外，印证着塔城百年历史。
想想，在光绪十七年的时候，它是一个散发着木香的新木碑，墨迹初干，骄傲地立在塔尔巴哈台城的城门中，来往商旅从它身边经过，满汉两营的将士挎刀驻守。
年走过，改朝换代，城门已废，几段残墙耸立，唯有城墙边那条河流蜿蜒南去，木碑也从城门中被拔出，最后被当成了居民的门板，如果不是有人慧眼识出，已成朽木矣。
幸好，这座城市的记忆有文字，一座城市的记忆在木板上被记录，在全国众多古城里，像《重建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碑记》这种刻在木板上的碑刻有几个还在？
如今，绥靖城几段老城墙依然扎根在塔城这片土地上，背后的塔尔巴哈台山屹立，城前的那条加吾尔塔木河仍在流淌，寒暑百年，这城墙看惯了春花秋月。
城市，可以用砖瓦建成高楼大厦，却建不成文物古迹，可以用金钱换来富丽堂皇却换不来春秋史书。过去的东西只能用时间来积淀，如果毁掉再重新建，无论模仿得再逼真，新的还是新的，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区别。
双塔和红楼
塔城市有塔，但塔城市并不是因为塔得名，这句话有点拗口却也是事实。
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曾刊出一篇颇有名气的新疆游记，文中写到塔城市之时称：塔城并无塔。
塔城市并非无塔，双塔公园就有两座古塔，来塔城市旅游的人潜意识里想寻找塔的踪迹。位于市区北侧那高耸秀挺的双塔，很容易就形成关于塔城地名来源的错觉。
一座名叫赛依提喀玛勒大毛拉礼拜寺宣礼塔，是乌孜别克族的赛依提喀玛勒发动各族穆斯林群众募捐修建的，由从哈密请来的维吾尔族建筑师哈米扎设计监造。塔顶观楼为六角形圆拱，墙面和拱顶全为宝蓝色釉砖贴面，顶端耸立铁制新月。整个塔之主体有清水红砖砌筑，白灰勾缝，显示出维吾尔族古典建筑艺术的风采。
另一座塔在赛依提喀玛勒大毛拉礼拜寺宣礼塔西边不远处，叫窝依巴扎哈纳喀清真寺宣礼塔，是乌孜别克族艾则孜·阿吉为首的各族穆斯林集资，维吾尔族建筑师孜亚努东建造的。塔顶为尖峭之三角形，吸收了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特色。
两座清真寺已随时间流逝不复存在，两座宣礼塔却保存下来，在两塔之间也建成了绿地公园，成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塔城的青年男女在结婚当天，有两个地方都会停留合影，一处是塔城文化广场，一处便是双塔公园了。
这两座礼拜寺的宣礼塔，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像两位历尽风雨沧桑的百岁老人互相依偎，巍然屹立在边城日新月异的建筑群中，以独特的造型、静穆地向四方来客昭示着这里曾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汇点。
和双塔一样，距双塔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红楼也是一座百年老楼。
红楼的故事更为曲折，俄籍塔塔尔族商人热玛赞在塔城创办商号吉祥涌洋行后生意日渐兴隆，年，聘来俄国建筑师设计监工，雇本地能工巧匠建窑烧砖，建成后整个建筑外墙涂以铁锈红，于是称之为“红楼”。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商洋行逐渐失去靠山，热玛赞无子嗣，死后吉祥涌洋行产业由其弟那木土拉的三个儿子继承。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末期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塔城红楼作为“逆产”也被政府没收。
上世纪四十年代，寂寞冷清的红医院。年8月，三区革命塔城专员公署进驻红楼。
新中国建立后，红楼成为塔城专署机关办公处。年，红楼划归塔城报社使用。
年初，塔城地委行署筹资0余万，在红楼原址建塔城博物馆。并依照红楼的建筑风格续建了一座平方米的两层楼展厅。新老衔接，文物映衬博物；鉴故知今，历史观照现实。
双塔是百年商埠中西交流的标志，红楼是命运沉浮人间沧桑的见证。
老榆树、老橡树、左公柳和左公祠
流经塔城市的五条河流都发自塔尔巴哈台山，塔城市是苦寒之地，有树的地方必有水，水在山谷中，高山之中松树如塔，水从山而出，顺势而流，到盆地平原之时，弯多水缓，野树杂生，最多的野树要数柳树和沙枣了，离水远的地方，红柳蔓生，干旱点的地方榆树成林，有人家的地方，少不了高大挺拔的白杨树。
树是西北人的精气神，天山雪松、绿洲白杨、戈壁红柳、沙漠胡杨，说起新疆人的精神来全和树有关。塔城市有三种古树最出名，和平街的1号牛家油坊老榆树，文化广场和地区宾馆的老橡树，还有因左宗棠西征得名的左公柳。
三种树里最容易活的是榆树，晚春初夏榆钱被风吹得遍地都是，只要湿度适宜，就会长成榆树林。和平街在清朝是汉城东关一带，年不知是谁在这里种了一片榆树林，后来剩下九棵高大茂盛的大榆树，风一吹，像九条龙摇头摆尾，故得名九龙街。
清朝末年，有位天津来的姓牛的兽医在九龙街开了家油坊，把1号老榆树围到油坊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其他几棵砍的砍死的死，最后剩下这一棵老榆树，见证着这一片百年商贸老街的兴衰。
三种树里最洋气的要数橡树了，又是舶来品，名气自然大了，是塔城市的市树。这些橡树有的在公园里高高耸立，有的在宾馆里贴着标牌，身份高贵。除了这两个地方的之外，还有就是喀拉哈巴克乡青冈村的“青冈园”了，88棵树龄在年以上的橡树绿树成荫，是全疆最大的橡树林。
清道光二十一年（年），塔城市从俄国引进夏橡，至年，塔城市保存下来的胸径50厘米以上的夏橡树共棵。
名气最大的是左公柳，它生长在城乡结合部的农家院落旁，老柳树顽强生长着，斑驳的树干和舒展的柳丝，凝聚了老将军对外寇的不屈和对民族的忠诚，
左宗棠率领湘军入疆后，跃马天山，所向披靡，一年后便收复新疆全境。他大军开到哪里，就将柳树插到哪里。数年后，左公所栽绿柳成荫，蝉噪千里，使原本荒漠的西域风景为之一变。
人们为纪念左宗棠而自发修建的左公祠有很多处，疆内在乌鲁木齐、哈密和塔城市建有左文襄公祠。
左公祠遗址在今塔城市二工镇左公祠村，村名就是因为有左公祠而得名，最早左公祠名叫左宗棠庙，建于光绪九年（公元年），庙宇不大，是随左宗棠来新疆的湖南籍兵士所建。附近有墓群，为乾隆年间坟墓。祠堂侧面有一巨柳，据说此柳建祠时就有。可惜的是左公祠民国年间被毁，如今只剩下左公柳绿树成荫，福泽后人了。
“大将征西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左公的好友杨昌浚巡游故道，触景生情所赋的诗。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语说柳树好活，凡是有水的地方都能插柳成林，要不然库鲁斯台草原腹地万亩的河柳从那里来？
塔城市人如同这三种树一样来自五湖四海，有境内的俄罗斯人，也有世代居住在塔城市的各民族同胞，还有从内地来支援边疆的，大家在这片热土上共同生活，相融共生，形成了塔城市独特的人文优势。
作者：陈文
转自：塔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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