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与
人类学
Apreliminarystudyontheproblemsofcross-bordernationalitiesandnationalsecurityinChina
——TakingXinjiangUygurAutonomousRegionasanexample
吴金光，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交流司（港澳台办公室）副司长，现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徐黎丽，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教授、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陆健，新疆民委（宗教局）副主任；哈米提·阿哈甫，新疆民委（宗教局）研究所。
本文从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的背景出发，论述中国跨界民族的两重性及其外部原因，探讨如何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发挥跨界民族的戍边作用，并用新疆为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跨界民族；国家安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55个。在这些少数民族中，跨界民族约30个，他们主要分布于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并对中国陆疆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成果，侧重于跨界民族本身某些问题的研究，为解决中国跨界民族一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但从国家安全角度探讨跨界民族的成果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以新疆为例从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的背景出发，论述中国跨界民族的两重性及其外部原因，探讨如何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发挥跨界民族的戍边作用。
一、中国跨界民族概况
中国陆地边界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口，西迤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部湾畔，总长度约2.2万公里，与16个国家和地区接壤。沿边境线分布着9个省（区）的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以下通称边境县），国土面积约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万。
中国边境地区的基本情况是：少数民族聚居；跨界民族多；多宗教并存。在边境地区的个边境县中，有个属于民族自治地方；2.2万公里的边境线，有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万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近50%。除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外，其他各省（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在30%以上。其中，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西藏、西北地区的新疆更高达60%—90%以上，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有16个主要聚居在边境地区，如云南的7个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分布在边境沿线；分布在边境地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与毗邻国家和地区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如广西边境地区的壮族、瑶族、苗族、京族等少数民族，新疆边境地区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云南边境地区的佤族、傈僳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延边的朝鲜族和黑龙江的俄罗斯族以及内蒙古的蒙古族等都是我国的跨界民族；同时，边境地区也是宗教工作任务较重的地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俱全，有些民族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
二、跨界民族是一把双刃剑
世界各国的跨界民族都有双重作用，即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处理得好会起到会起到戍边的作用，处理的不好则会起到削边的作用。本文则我国西北地区的跨界民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中国西北边疆，生活着8个跨界民族，它们分别是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中亚各国称吉尔吉斯）、塔塔尔族（俄罗斯称鞑靼族）、塔吉克、俄罗斯、回族（中亚各国称东干）、蒙古、等，他们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如戍边作用，架起中国与中亚、南亚、中东及欧洲各国交流合作的桥梁，促进边疆与内地的尊重、认同和理解，从而达到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目的等。
从以上西北各个跨界民族的文化特征来看，悠久的历史体现每个跨界民族文化的源头；顺应自然则体现每个民族文化的地域性；民族特色则体现每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跨国多元则体现跨国民族文化的综合性。最终西北跨界民族形成了自成一体又兼容并包的文化体系。其中历史和生态是跨界民族文化积淀的时间和空间基础，它们是跨界民族文化的第一结构层次，民族特色是跨国民族文化历史性和生态性在特定群体生存与发展场景中的体现，是跨界民族文化的核心，属于跨界民族文化的第二结构层次；跨国多元是跨国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进一步促进跨界民族的文化的兼容与吸收。它们构成跨界民族文化的第三结构层次。以上三层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三层一体结构的西北跨界民族文化体系。
西北跨界民族文化作为一个体系，且居于西北边疆，必然发挥其他国内民族或职业群体无法取代的戍边作用。这些戍边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西北跨界民族文化体系架起了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中国西北的8个跨界民族均是跨居多国的民族。虽然每个跨界民族均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但因其跨居多国并受各国不同民族和职业群体文化的影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则是自然之事。
第二，西北跨界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三个层次结构中的内容分别在戍边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以历史悠久和顺应自然为特征的文化体系第一层次所注重的文化传统与生态是跨国民族安全和平戍边的基础。历史发展脉络是每个跨界民族文化的根源，而根源则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基础。由于跨界民族居于边疆，他们在边疆生存的历史记忆和自然环境资源则为他们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他们在历史与生态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文化则为他们戍边提供了文化积淀。
以民族性为特征的文化体系第二层次是跨界民族得以安全和平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和保障。文化是特定民族在适应特定的生态与人文环境中创造出的维持其民众从生到死的生活体系，因而具有民族性。它由生态、生计、制度、语言、习俗、信仰等众多文化因子组成，这些文化因子彼此之间具有链接效应，以此保证特定民族从生到死的生活运转。
以跨国多元为特征的第三层次文化体系则为跨界民族安全和平戍边提供了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和理解。中国西北的跨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充分的表现，因此多元性的文化决定了对其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也不排除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这对国家边疆安全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边疆因为处于多民族多国家共居地区，跨国多元已经形成其文化特征，认同和理解多元文化不仅促进国家关系的友好关系，也能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互相学习和吸收，从而促进边疆和谐发展。
第三，兼容并蓄、开放宽容的跨界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价值观则为跨界民族安全和平戍边提供理论指导。西北跨界民族文化体系就是由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的边疆和人文环境相适应的具有悠久历史、顺应生态、具有民族特色、跨国多元特征的兼容并蓄、和平开放的综合性文化。由于跨界民族的多元特征，就决定了跨界民族文化体系的总体价值观为兼容并蓄和和平开放，其中兼容并蓄决定了和平开放，和平开放又进一步促进兼容并蓄。这种价值观，则为跨界民族的安全和平戍边提供了理论指导。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历史与生态、民族与多元之间存在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兼容并蓄、和平开放与独具特色、闭关自守也是相对而言。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边疆军事战争和现代国家边疆多种经济、文化和社会冲突的教训告诉我们，跨国文化的文化体系可以用来戍边，同样也可以给边疆带来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跨界民族生存地带成为恐怖活动进入中国的过渡地带。新疆的边境线占全国边境线的六分之一，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6个，二类口岸5个。虽然口岸有严格的进出口管理制度，但口岸与口岸之间的边境地区，则分散着许多民间进出口，因为历史与政治原因，沿边境居住的民族因为血缘和地缘关系保留着互相来往的通道，其中一些民间通道就被本民族中的恐怖分子所利用，成为恐怖主义进入我国的通道。
第二，跨界民族中的一些成员被利用成为企图分裂中国的国家及组织的代言人和工具。从近些年来中国国内参与分裂活动并被政府制裁的罪犯来看，能成为反华势力代言人的跨界民族成员毕竟还是极少数，大部分参与分裂中国活动的跨界民族成员都只是被国外利用的工具而已。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跨界民族成员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混合进入我国西北。这是非传统安全时代中国西北边疆面临的潜在和长期威胁。目前我们从西北边疆意识形态的渗透情况来看，一些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反的意识形态借用跨界民族耳闻目睹的民间文化形态不断渗透进来，并借助于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
第四，国内跨界民族诸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一些跨界民族成员的国家向心力减弱。这些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致使一些跨界民族成员对当地政府和国家失去信任，因而易被分裂、恐怖分子所利用。
三、引发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外部原因
由于跨界民族问题天然地与周边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中国的跨界民族问题多集中在西北陆疆地区，因此本文重点从西部陆疆的外部因素出发，刨析引发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外部原因。
首先，苏联解体后，被两级格局所压制的中亚地区民族矛盾急剧凸现，对中国西北陆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中亚五国指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由于中亚地区包括与中国接壤部分，许多民族跨界而居，一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极容易波及他国。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民族分布复杂性的自然和社会基础。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近8个民族跨界而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同中亚的地缘政治关系主要归纳为紧密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联系。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的民族矛盾被重新激活，形成的跨界民族问题又引发领土变更的要求等，尤其是在该地区的泛突厥主义极力鼓吹打破现有国界，叫嚣建立一个纯操突厥语民族的大帝国。这就极大地影响到与中亚各国跨界的中国西北陆疆的安全、稳定及发展。
其次，中亚各国的宗教问题也是引发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外部原因。中亚北面和西面是世界上领土最广袤、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它信仰东正教；南面和西南面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义的风云激荡之地；东面的中国则以儒家文化为主，使中亚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东亚儒家思想3种不同价值观念的交界地。从语言、文化上看，除塔吉克斯坦属于波斯语系，其它四国均属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中亚五国同属人口不多、但民族众多的国家，由于20世纪30年代边界划分是苏维埃政权主观意志的结果，没有考虑民族的分布特点，因而使许多民族跨界混居。虽然现有人口约万，而民族就有多个且宗教信仰多元。历史上这些民族经历过恩恩怨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冲突不断。同时宗教极端势力的存在使中亚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因此，宗教问题是主导中亚形势的重要问题之一，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及纠纷是维护该地区稳定的先决条件。
再次，中国西北跨界民族与伊斯兰世界的精神联系也构成了中国西北陆疆安全威胁的外部原因。中国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不少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仅新疆就有万穆斯林，而且他们大部分讲突厥语。伊斯兰世界宣扬的“回归伊斯兰传统”，土耳其鼓吹的“突厥语国家联盟”，激活了中亚地区沉积多年的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并发展成为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他们活动猖獗，接连召开各种以“突厥语族联合统一”为主题的国际会议，鼓吹建立“突厥斯坦”。这三股势力在中国新疆地区得到了民族分裂主义的响应，年7月5日发生的乌鲁木齐市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是由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精心策划组织的。他们妄图在中国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终融入到伊斯兰世界。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不仅对中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是一大鼓舞，而且使中国西部直接面临着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威胁。中亚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西部边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乃至国防安全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三股势力的融合无疑加剧了该地区的动荡。
毫无疑问，中亚是中国西部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亚的发展与稳定对中国西部安全有重要意义。
四、新疆跨界民族存在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宗教局）调研组于年10月至年10月先后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市额敏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黑孜苇乡、昌吉州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及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展开了实地调研和深入考察。
（一）哈萨克族聚居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哈萨克斯坦实施“回归政策”以来，新疆赴哈定居人数8至12万人，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为8万人，哈萨克斯坦移民机关公布数据为6万人。新疆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统计，年，新疆哈萨克族有人申请赴哈，其中申请定居人（伊犁人，塔城人，其他地区人），占总数4.5%；申请赴哈探亲、访问、留学等人，占总数95.5%。根据公安边防部门掌握的信息来看，我国定居哈萨克斯坦人员主要居住在阿拉木图市和毗邻新疆的东哈州等地，主要从事农牧业、小额商贸等行业。
1.我国哈萨克族民众赴哈原因探析
哈萨克斯坦移民政策的吸引。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哈萨克族作为主体民族，只占该国总人口的40％左右。随着民族国家思潮的蔓延，排挤和歧视其他民族的现象比较严重，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其他民族大量外迁，哈萨克斯坦人口急剧下降。哈萨克斯坦当局一方面担心全国总人口继续减少，将失去中亚大国的优势；同时又担心其主体民族在全国民族成份中所占比例过小，国家局势难以掌控。为此，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籍哈萨克族的移民政策，如为“回归者”解决土地、住房；按人头补贴搬迁费；奖励专家级或具备有高级职称的“回归者”，并为其解决工作；不论职业、性别一律实行退休制度；就学一律免费，并补助一定的生活费等，以扭转本国人口下降趋势，以提高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中的比例。
年6月，哈萨克斯坦议院批准了新的《移民法》，于12月正式实施。哈萨克斯坦新《移民法》与第一部《移民法》（年12月颁布）相比，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一是简化了“回归者”的入籍手续；二是“回归者”在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移民指标的同时，自动加入哈萨克斯坦籍；三是尊重“回归者”的文化差异和习惯；四是扩大加入哈萨克斯坦籍人员的范围；五是放宽“回归者”入籍的期限等。受哈萨克斯坦优惠移民政策的吸引，新疆部分哈萨克族群众纷纷移居哈萨克斯坦。
改变贫困生活现状的驱动。目前，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族部分农牧民群众生活相对贫困。自实行土地承包制以来，土地和牧场没有增加，但由于人口繁衍，使用者已由以前的一家变成多家，可利用的农牧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生产环境承载力有限，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加之新疆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哈萨克族农牧民子女上学毕业后返回原籍，在当地就业存在一定困难，而且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建设滞后，“老无所养、少无所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贫困的生活现状与哈萨克斯坦优惠移民政策的差异导致大批哈萨克族群众热衷于“回归”。
跨界就学现象突出。由于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等国纷纷制定了发展本国边境教育的一系列政策，教育发展较快，对我国边境地区的中小学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新疆已出现了部分哈萨克族学生到哈萨克斯坦就学的情况。虽然目前这一群体的人数所占比例还不高，尚未形成规模，但这一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我们怎么预防白癜风北京哪间医院治疗白癜风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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